物质世界因其造物主而存在，也是神预备给人类的恩赐。财富创造的关键不在于自然资源是否充足，而在于依神的形象被造的人的创造性。
作者：布莱恩·格里菲斯（Brian Griffiths）
翻译：王光裕；校对：宋点点
在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经济政策的形成主要受政府中的凯恩斯激进主义势力主导，他们希望强化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缓解贫穷及调整收入分配中的角色。
在美国，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总统曾启动“新边疆”（New Frontier）项目，其继任者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一上任就着手推行后来被称为“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的社会福利计划。这两个例子有一个共同的重点，即通过增加政府职能，来解决贫困和赤贫问题。在知识界，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支持工会，并认为，政府应当作为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抗衡力”，以平衡大企业的势力。在英国，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令多个行业国有化，他推动国家计划，和全面的物价及收入政策，并扩大了社会福利政策所涉及的领域。在英伦海峡和莱茵河的另一边，西德的社会民主党人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极大地影响了社会政策，使得政府职能得以扩张。
这些年来，西方国家的基督教教会对社会问题的关注点集中于收入分配，而非财富创造。在圣经的福音书中，耶稣教导人们关爱穷人，不少人因此认为，认真对待这一教义的必然后果，即是认可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或者社会民主主义。因而，新教神学家保罗·田立克（Paul Tillich）宣称，“每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一定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同样地，英国的许多左派也认为，“基督教是实践社会主义的宗教。”在政策层面，这些思想被转化为高税收、政府开支占GDP比重上升以及福利国家的逐步扩张。
神学家及哲学家迈克尔·诺瓦克（Michael Novak）对于反驳这些观点的根源和分支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他也确实是第一个开始这样做的人。他通过阐明“民主资本主义”的概念来探究资本主义制度的道德高地。在一个痴迷于收入分配的时代，诺瓦克思考道，市场体系下，财富创造需要怎样的道德、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先决条件。他认为，市场体系才能释放个人的创造潜能。
诺瓦克的论述建立在几大要点之上。首先，是基于独特的犹太教与基督教视角，对物质世界起源和目的的认识。即，物质世界因其造物主而存在，也是神预备给人类的恩赐。物质世界拥有丰富的资源，通过人类的创新、企业家精神和科学技术，地球的资源足以应付人类的日常所需。而地球所能承受的极限，尚未可知。在教士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1766–1824）的年代，地球承载着7.25亿人口。而今天，通过资本主义在农业和医疗领域的创造发明，地球已经能承载65亿人口了。神为人类预备一切的观点在当时挑战了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有关这个被造的世界有其极限和人口应当实现负增长的主张。今天，这一观点同样可以被用来反驳那些视全球变暖为灾难的末日论者。
诺瓦克鲜明地指出，财富创造的关键不在于自然资源是否充足。许多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却依然贫困。事实上，财富创造的关键在于依神的形象被造的人的创造性。诺瓦克认为，人的创造性才是人类的主要资源。财富创造更多地依赖于人的精神和思想，而非物质。诺瓦克在他的经典著作《天主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Catholic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中，引用了教宗若望·保罗二世（John Paul II）在1991年的《百年通谕》（Centesimus Annus）中的话语作为开头与结尾：
“人类的主要资源除了地球便是人类本身。人类智慧足以使其发现地球的生产潜能，并寻得满足人类需求的各种途径。正是通过与他人紧密协作下的自律工作，才创造出了数量越来越庞大的合作组织，并因而改变了人类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在这一过程中，诸如勤劳奋斗，谨慎地承担适度风险，以及人际关系中的可靠忠诚等宝贵美德，和作出艰难决定的勇气，都是一个组织在日常运营及面临危机时所必需的品质。”
资本主义最显著的特征，无疑也是使之区别于社会主义世界观的独有特征，即是持续创新。这一特点是人类智慧的产物，并伴随着创新力、创造力、想象力，及才智谋略。通过科学、技术和工程的进步，持续创新经由企业家们转化为新产品和新服务，造福了家庭、学校、工作场所和更广泛的领域，包括健康、食品、教育、交通和娱乐。教宗的通谕和诺瓦克的作品，都强调了自律工作的重要性、财富创造的社会属性，和诸如审慎、信任、诚实和可靠等美德，这些美德都是财富创造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换句话说，财富创造建立于道德基础之上。
其次，诺瓦克著作的另一要点是伯纳德·朗纳根（Bernard Lonergan）有关“出现概率”（emergent probability）的概念。这一概念并非完全来自于基督教视角，也出自实证科学。诺瓦克的论点与其相似。我们生活的世界并非“逻辑的，几何的，能被精准预测的”，但也并非“完全疯狂的，荒谬的，无智的”。各类事件发生于世，有些再次发生，有些荒诞而高度不可信。最近几年里，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我们看到，黑天鹅和肥尾效应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生活的世界，并给人们制造了巨大的经济创伤。与之相伴，人们基于经验形成了对未来的预期，并据此判断面临不同风险的概率，然后作出适宜的决定。这一对世界运行的观点最好地阐释了“企业”这个词。企业家知道，世界并非完全随机；他们也明白，成功永远没有保证。
尽管亚当·斯密（Adam Smith）没有以相同的方式进行表述，但是他也认为，经济生活既非完全随机，也非必然盲目。他极富洞察地说道，作为在经济生活中人类行为的动机和“事物运行的方式”，爱己心与爱人心真实存在，因为这爱己与爱人，使经济体系及经济秩序成为现实。国家富裕的关键不在于自然资源、政治地位、国家计划、军事力量，甚至不在于神授君权，而在于特定体制下人的智慧和创造力的迸发，亚当·斯密将这样的体制称为“自由的自然体制”。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体制：基于个体理性，个人能在市场中自由选择，而相对不受政府控制。这一体制的精髓在于，它建立在无数个人选择之上，所有个体都拥有在一个相对自由的市场中，追求自身利益的选择自由，并在无意识中推动了公共利益。
（图片来自网络）
向榮政治經濟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