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诺奖得主哈耶克——一个让21世纪变得更自由更繁荣的经济学家

哈耶克,一位批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领袖,一位深刻的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的批判家,和一位开放竞争的自由社会的守卫者。

Original Version (English)

作者:理查德·艾柏林(Richard Ebeling)

翻译:王泓崧、王光裕

Hayek

四十年前的1974年10月9日,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成为当年经济学奖的两位共同获奖者之一。作为一个现代历史上伟大的自由市场理论的思想家,哈耶克获此殊荣实至名归。

诺奖委员会认为,哈耶克作出的贡献包括“货币理论和经济波动的开拓性工作,以及对经济、社会、制度现象相互依赖的深入分析。”

在长达七十多年的学术生涯里,哈耶克是一位批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领袖,一位深刻的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的批判家,和一位开放竞争的自由社会的守卫者。

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殊荣代表了对哈耶克的最高褒奖,哈耶克尽其一生致力于探究以人类自由和自愿合作之观念及理想为基础,而建立起的社会系统的运作和其优越性。

哈耶克的奥地利烙印

1899年5月8日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在一战期间,哈耶克曾在意大利前线短暂服役于奥地利军队。不久之后,哈耶克于1918年从战场返回并进入了维也纳大学就读,在那里他获得了两个博士学位,分别是1921年的法学博士和1923年的政治经济学博士。在大学读书期间,哈耶克师从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

不过,或许对哈耶克一生在智识上产生最大影响的,是始于1921年,从与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的相识开始。当时米塞斯正为奥地利赔偿委员会(Austrian Reparations Commission)工作。虽然哈耶克后来的很多重要著作最初受到米塞斯的启发,但这并不能贬低哈耶克的个人贡献,尤其是在货币及商业周期理论上的著作、对社会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批判,以及一些有关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论著。

1923到1924年,哈耶克到访纽约学习美国的经济学现状。返回到奥地利后,在米塞斯的帮助下,哈耶克创办了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Austrian Institute for Business Cycle Research)并担任首位所长。

尽管在哈耶克最初运营该研究所时几乎没有任何工作人员,只有一笔主要由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资助的尚够收支平衡的预算。研究所很快得到公认,被视为是中欧地区经济趋势和预测研究的领导中心。哈耶克和其机构曾频繁受国际联盟之邀,就奥地利及中欧经济情况提供研究报告。

作为凯恩斯经济学的对抗者

1931年初,哈耶克前往英国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讲授系列讲座。哈耶克的讲座引起了巨大轰动,随后他被邀请在该大学终身任教。1931年初秋,这些讲座被整理成书,取名《价格和生产》(Prices and Production)。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时候,该书和哈耶克的其他著作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是英语经济学期刊里位列第三的最被经常引用的经济学家(第一和第二分别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他剑桥大学的同事丹尼斯·罗伯逊(Dennis Robertson))。

在伦敦政经,哈耶克开始了长达十年对凯恩斯兴起的“新”宏观经济学及其对政府通过货币及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基本原理进行挑战。

1931至1932年,哈耶克在英国《经济学刊》(Economica)撰写长文,分两部分评述了凯恩斯的《货币论》(A Treatise on Money)。该文被认为是对凯恩斯作品的毁灭性批判,并迫使凯恩斯回到原点,重新思考其个人观点。

同时,1930年代早期的大萧条作为时代背景,对哈耶克自身的理论及其对凯恩斯的批判形成了冲击。

货币管理混乱与大萧条

在《价格与生产》(1931) 和《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Monetary Theory and the Trade Cycle)(1933)中,哈耶克写道,1920年代美联储系统采取以稳定总体物价水平为目标的货币政策。但是,这个十年见证了科技创新和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如果联邦储备局并没有提高货币供给,基于美国经济实力提升、产量提高且生产成本下降,那么,商品及服务价格应当是适度下降的。

但是,美联储增加了充足的货币供给使得物价没有下降,制造了经济稳定下的物价稳定之幻觉。美联储能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即是向银行系统增加储备,这些储备之后成为了商业投资贷款的额外资金。

为了吸引借款人吸收这些市场新资金,美联储降低了利率。在物价稳定的平静外表下,利率已经被认为降到了低于真实市场结算水平。这一货币政策错误地将人力和投资资源引向长期资本项目,这些项目最终被发现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已经没有足够的真实存款来完成及维持这些项目。

1928到1929年,当美联储忧虑总体物价最终开始上升了的时候,资金终于断裂。美联储停止增加货币供给,投资利润变得不再确定,股市在1929年10月崩溃。

哈耶克认为,早期的货币通胀造成了经济下滑,以及随后开始的不可避免的投资扭曲。而重回经济平衡,则需要对无利润的资本投资进行账面减值调整、调低工资和价格,并根据市场真实供需对人工以及其他资源的使用进行再分配。

然而,20世纪30年代,政治和意识形态思潮越来越多地被集体主义和干涉主义的理念所统治。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政府竭尽所能地抵抗这些必需的市场调整。企业界和工会组织均呼吁政府,希望在与外来者的竞争中获得政府保护,并要求政府千方百计地保持价格和工资人为增长。于是,国际贸易崩溃,工业产值骤降,失业率上升且许多失业者再也无法找到工作。

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提出,激进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是适当的,他期望纠正早前政府对货币的操纵和干预所造成的经济不平衡。这一观点最终形成了他1936年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该书很快成为新宏观经济学的圣经,新宏观经济学主张资本主义具有天生不稳定性,并且只有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的缺陷。

哈耶克以及其他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批判者被迅速抛弃,人们沉浸在政府有能力通过调整需求实现完全就业的乐观信仰之中。

作为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的批判家

但正当哈耶克似乎在宏观经济学领域“被战胜”了的时候,他意识到,最危险的其实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即政府究竟有没有智慧和能力去成功地实施计划并引导经济发展。这也导致他深刻地思考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市场如何才能成功地运行?我们需要怎样的制度,才能使经济协作在一个复杂的劳动分工体系中成为可能?

1935年,哈耶克编辑出版了一本名为《集体主义经济计划》(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的文集,这本书包含了对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1920年著名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经济计算》(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的译文, 这篇文章指出了为什么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无法实现其职能的。哈耶克为这本书写了序言,他的序言就社会主义中央计划是否能运作这一问题的历史做了概述,在结论章“该辩论的现状”中,他就当时支持计划经济的许多最新论点提出了挑战。

在随后的几年中,哈耶克就这一话题写了一系列文章,其中有:《经济学与知识》(Economics and Knowledge)(1937)、《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竞争的‘解决方案’》(Socialist Calculation: The Competitive ‘Solution’)(1940)、《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1946)、《竞争的含义》(The Meaning of Competition)(1948)。这些文章同他的其他著作一起发表在了文集《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1948)一书中。

分散的知识和市场价格

在《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一书中,哈耶克强调,劳动分工与知识分工是相对应的。每一个个体在劳动分工的角色中能拥有专业的和局部性的知识,使得他个人能够完全地理解和领会如何使用这些知识。然而,如果要将所有分散的专业知识用于服务社会中的每个人,一定存在某种方法来协调市场中所有这些相互依赖的参与者的活动。

哈耶克认为,市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通过竞争性的价格系统来实现的。价格不仅是激励工作和成就的动力,也告知着个体值得追求的潜在机会。哈耶克在《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中简明扼要地解释了这一观点:

“如果我们想要理解价格体系的真实功能,我们必须将它看作一个信息交换的体系……这一体系最显著的一个事实正是:价格体系和知识经济协同运转,也就是说,虽然个体参与者需要知道的知识实在很少,但却足以采取正确的行动。”

哈耶克进一步分析道,“神奇的地方在于,比如某一原材料稀缺,在没有政府行政命令,没有太多人知道的情况下,成千上万的人竟然会更节俭地使用这一原材料及其产品,而这成千上万的人可能花数月调查都无法明确他们都是哪些人。”

哈耶克补充道,“我确信,如果价格体系是人类有意设计的产物,如果受价格变化引导的人们理解他们所作决定的意义远超其直接的目标,那么这一机制则应早已被视为人类思想最伟大的胜利之一而受到欢呼了”。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哈耶克把他有关中央计划经济的思想应用到了当时的政治中。1944年,他出版了《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这本书后来也成为了他所有著作中最出名的一本。在书中,他警告道,如果政府通过中央计划手段掌控经济决策,那么暴政的危险将是不可避免的。他的观点非常明确:纳粹和法西斯主义不是自由的唯一威胁。这本书还被摘录发表于美国《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上,并被数百万人阅读,这也促成了哈耶克的全美巡讲,并取得巨大反响和成功。

1949年,哈耶克移民美国,并于1950年起担任芝加哥大学社会和伦理学教授。1962年,哈耶克结束在芝加哥大学的任教返回欧洲,此后,他曾分别任职于西德的弗莱堡大学(University of Freiburg)和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大学(University of Salzburg)。

自发秩序和人类社会

当哈耶克意识到,如此重要的价格体系,既非人类设计,也非有意识地为经济秩序服务,但却运作良好,这一领域便成了哈耶克余生作品的核心。他在另一系列的著作中从不同方向发展了这一理念,其中包括:《科学的反革命》(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1952)、《自由秩序原理》(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1960)、《法律、立法与自由》(三卷本)(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1973-1979)、《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观念史的新研究》(New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Economics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1978)及他的遗作《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s of Socialism)(1988)。

哈耶克这些著作最根本的主旨是:社会中大部分机构和人际交往的准则,都正如十八世纪苏格兰哲学家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所言,是“人的行动的结果,而不是执行任何人为设计的结果。”为作进一步阐述,哈耶克有意识地开始扩展和改进“看不见的手”这一概念,该术语由亚当·斯密首先在《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中作出明确表述,后经奥地利经济学创立者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在19世纪重新定义。

哈耶克认为,通过那些某种程度上并非人为计划的、属于广泛“自发秩序”一部分的社会制度,调整着各种形式的社会互动。他解释道,在更大程度上,语言、习俗、传统、行为准则和交换关系的演化和发展都非出自于有意识的设计和引导。事实上,如果没有那些非计划的规则和制度,人类社会根本不可能超越原始状态而得以发展。

哈耶克亦通过另外一个角度表达了这个观点: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的独有特点便是不受任何个人或群体的观念所控制或引导。相反,在一个小型部落社会,成员们通常拥有相近的价值观和偏好;部落的首领或领导能了解到每个成员的潜力并据此分配工作和职责,使部落的物质和精神财产或多或少地成功服务于部落的共同目的序列。

然而,一旦部落经过了最初的发展,接下来的社会进步将要求对社会规则和秩序进行根本性的修订:社会和经济活动的复杂性使得任何人都再也不可能掌握所有协调部落成员活动所必需的信息。在这样的情况下,部落成员将不会再拥有共同的偏好和价值观,他们的行为和兴趣也将变得更加多样化。

因此,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必定是一个“无计划”的社会,也就是说,是一个没有人制定总体“计划”并将之强制于个体活动和选择的社会。“自发秩序”是文明社会的必要条件,在这样的秩序中,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应用自己的特有知识并追求他们独立选择的计划,而不需要一个更高的意志或思想来指导他们。

社会公正的谬误

哈耶克论述到,通过了解所有必需的信息来引导社会已经变得不可能,而这种复杂性也同样使判断个人所有行为的“公正”和“价值”变得不可能。因此,大众要求的“社会”公正或是“分配”公正并不适用于一个自由社会。社会公正要求的是,个人不仅应该得到通常意义上他们应得的,还应该得到社会总产出或总财富中的一定份额。

然而,哈耶克指出,在市场经济中,收入的再分配并不取决于某种“应得”的标准,而是取决于在个人权利和财产的一般原则下,个体是如何直接或间接满足消费者需求的。

试图通过所谓“应得”的标准来进行收入再分配的行为,就要求政府为了实现“社会公正”建立某种包罗万象的标准,而这必需一整套经济体系,在这样的经济体系中,政府拥有权威和权力对每个个体享有多少份额的社会财富的“权利”进行调查、评估和判断。

哈耶克认为,这样一个经济体系将会使人们在心智上和规则上回到部落时代:政府将不得不强加一个单一目的序列,并决定每个社会成员应当拥有什么及应当付出什么。这也就意味着,一个自由和开放的社会就此终结。

哈耶克呼吁理智的谦逊

1974年12月,在获奖者领受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上,哈耶克做了一个简短的晚宴演讲。他说,他怀疑诺贝尔奖是否需要在经济学领域设立奖项,因为媒体总是期待获奖者能够无所不知地就所有社会和经济问题发表观点。

哈耶克获得诺贝尔奖的一个好处便是他能够借此在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上作一个更为正式的演讲,他把演讲的题目定为《知识的僭越》(The Pretense of Knowledge),以此提醒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我们所知的实在是太少了,我们不应该假定自己已经具备足够多的知识,通过政治权力去成功地计划并管制这个世界。

感谢哈耶克的理念,如果我们将他有关“理智的谦逊”的呼吁谨记于心,并且容许每个人拥有自由,通过我们个人有限的知识去规划各自的生活,并通过竞争性的价格体系,让我们依赖于开放市场来调整我们的行为,那么,我们所生活的21世纪将会成为一个更自由也更繁荣的世纪。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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