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洲人民真的穷得连圣诞节都不知道？还是发达国家的优越感蒙蔽了他们的双眼？是该救救世界？还是该救救自负的知识分子？
作者：乔丹·巴勒（Jordan Ballor）
翻译：王光裕；校对：宋点点
在这个圣诞季，无论我们喜欢与否，圣诞的旋律总会在我们脑中萦绕。每个人都会有那么一两首最爱的圣诞歌曲，我特别中意纳·京·科尔（Nat King Cole）和平·克罗斯比（Bing Crosby）的美妙歌声。但是也不乏一些恼人的圣诞歌曲，其中有一首格外突出，不过这与其歌曲本身的音乐吸引力没有关系。
1984年，为了帮助饥荒中的东非埃塞俄比亚人，鲍勃·格尔多夫（Bob Geldof）召集当红艺人组建了“援助乐队”（Band Aid），并发行了单曲《他们可知这是圣诞时分？》（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毫无疑问，这首歌充分体现了圣诞精神，因为它的慈善目标足够高尚。然而，问题是，这些好的意图被怎样地转化成了文字和行为。这首歌描述了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土地都是不毛之地，“那儿唯一流动的水，是刺痛的泪水。”整首歌都是以这种方式在描述非洲。歌中，非洲这个昔日罗马帝国的粮仓及尼罗河的故乡，成了一片“寸草不生，没有雨水，河流干涸”之地。歌名的问题也在同样地描述着这片大陆的“绝望”。唯有的“圣诞铃声在那儿响起，却是死亡的钟声。”这首歌呼吁富裕的西方国家慷慨解囊，去“救救这世界”，并因而“让那儿的人们知道，圣诞时分又至。”
《他们可知这是圣诞时分？》这首歌对非洲的描述充分展示了西方国家对全球发展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即使在今天，西方仍在很大程度上怀有这种心态。从这个角度来说，欧洲及北美富裕的人们承担着一种责任，即应当去帮助那些无力自救的非洲人民，因为非洲是那样的匮乏，不仅缺乏物质资源，也缺乏精神和知识上的资源。如发展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所说，这种态度展现的是一种专横的新殖民主义，即权力、知识和财富完全属于“第一世界”，而那些发展中国家只是“第一世界”的附属。
伊斯特利提到了贡纳尔·默达尔（Gunnar Myrdal）所拥护的观点。默达尔，瑞典经济学家，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当年与他共享殊荣的正是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默达尔在当时的获奖演说中，对“不发达国家”的描绘，与后来的《他们可知这是圣诞时分？》类似。他担忧道，非洲是一个人口过多、资源过少，且急需支援的地方。他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毫无疑问，建立一个新世界秩序在道义上及理性上都有充分的理由。首先，对他们的援助力度需要大幅度地提高。”如伊斯特利所说，默达尔是一个典型代表，他寄希望于一种“新的合理规划”：通过发达国家的专家及物质援助，将必要的科技手段引入第三世界。同时通过在不发达国家建立中介机构，使得他们的诉求得以传递到发达国家。如默达尔所说，联合国为这样的诉求提供了平台，“几乎从一开始，联合国和它的专业机构就成为了各种诉求的传声器，这些诉求由不发达国家的代表提出，希望从发达国家获得贸易优惠。”
默达尔的意图显然是道义的，他为“不发达国家”的益处所着想。《他们可知这是圣诞时分？》也同样充满着道德意识。但是，默达尔的观点不足以体现人以神的形象被造的尊严，也无法体现人受召实践管理职责和自身创造力的特点，同样地，鲍勃·格尔多夫和米兹·尤瑞（Midge Ure）将非洲描述为一片活力尽失、资源匮乏和希望渺茫之地也是片面的。
最近的纪录片《贫困公司》（Poverty, Inc.）审视了全球范围内非政府组织（NGO）对“新的合理规划”的响应。在这部纪录片中，有一章节令人印象深刻，塞内加尔的玛盖特·韦德（Magatte Wade）讲述了《他们可知这是圣诞时分？》对非洲的影响。韦德说，这首歌“使非洲作为无助之地的凄惨形象长存于世。”
不仅是福克斯电台（Fox）的音乐喜剧《欢乐合唱团》（Glee）令《他们可知这是圣诞时分？》这首歌再次流行，格尔多夫也重新录制并发行了这首歌。不过这一次，歌的主旨不再是埃塞俄比亚的饥荒，而是埃博拉病毒。但是，正如肯尼亚记者弗里德里克·纳兹威利（Fredrick Nzwili）所说，原版歌曲里的那种优越感依然如故。纳兹威利写道，“在非洲，人们的普遍感受是，埃塞俄比亚饥荒三十年后，非洲已经崛起。事实上，尼日利亚已经能够在不需要太多外界帮助的情况下处理埃博拉危机了。”
对发展中国家人民能力的承认、肯定和尊重，是真正推动国际发展和团结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援助乐队和其他明星们的努力，伊斯特利写道，“《我们就是世界》（We Are the World）中‘我们’的原型和《他们可知这是圣诞时分？》中‘他们’的原型，都没有包括非洲人民。”思考基督信仰（Think Christian）组织的乔希·拉森（Josh Larsen）所指出的，这些歌曲“字面上谈论着‘他们’，实际上表达着‘我们。’”2012年，一首反讽歌曲和一场“暖气援助”（Radi-Aid）运动在网络兴起，正如认为挪威人冷得需要全世界捐助取暖器一样，认为非洲人穷得连圣诞节都无力庆祝是荒谬的。如“非洲拯救挪威”（Africa for Norway）组织所说，“真实情况是非洲国家已经取得了很多积极的发展，我们希望这些发展为世人所知，我们需要改变人们对非洲问题的简单化解释。”
与默达尔观点相反，伊斯特利合理地指出，我们应当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突出对人的尊严的肯定，去看待那些物质上较为贫穷的国家。这也正是哈耶克所推崇的。1974年，在默达尔获诺奖的同年，哈耶克在他的诺贝尔获奖演说《知识的僭越》中抨击了知识分子的自负，默达尔和格尔多夫这类人都认为自己比别人懂得更多。哈耶克强有力地反对以“科学至上主义”来处理经济问题，诸如“不发达国家”的贫困问题，他认为这些问题本质上不是技术问提，也不可能通过专家规划来解决。他说，“我承认，我更倾心于真实而不完美的知识，即使它充满不确定且无法预测，而不喜欢那些貌似精确但很可能是错误的知识。”
玛盖特·韦德说，“到现在，波诺（Bono）（译者注：《他们可知这是圣诞时分？》主唱及U2乐队成员）应该有所长进了。”自《他们可知这是圣诞时分？》原版发布至今已经三十周年，“专家规划”的假象也已经被更多地认识到了。以上，即是为何这首歌是史上最糟的圣诞歌曲。
推荐阅读：《纪念诺奖得主哈耶克——一个让21世纪变得更自由更繁荣的经济学家》
（图片来自网络）
向榮政治經濟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