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一句话：“我相信自由，但是……”

阻碍自由社会建成的最大原因之一，便是这个微不足道的词汇：“但是”。人们常说，“原则上呢，我是相信自由的，但是……”这个”但是”之后跟随的是对自由的各种限定：要求某种形式的政府干预、管制或再分配活动。

English Version

作者：Richard Ebeling

翻译：王泓崧；校对：熊越，王顺祺，王光裕

在世上，阻碍自由社会建成的最大原因之一，便是这个微不足道的词汇：“但是”。人们常说，“原则上呢，我是相信自由的，但是……”这个”但是”之后跟随的是对自由的各种限定：要求某种形式的政府干预、管制或再分配活动。

回顾20世纪70年代，自由的倡导者雷纳德·E·里德(Leonard E. Read)写了一篇名为《沉没在充满“但是”的海洋中》(Sinking in a Sea of Buts)的短文。他在文中写道，如果将每个人带有限定的自由梦汇集在一起，那么自由必将因所有的“但是”而最终沉没。

美国严重的“但是”难题

而现在，我们依然被严重的“但是”问题所困扰。即使是许多拥抱自由的朋友们也正被“但是综合症所”折磨。其中一个例子是有关福利国家的，他们会说：“当然，如果个人能安排好自己的退休生活和医疗需要，那自然要比让政府去管理和操作这些事情要好得多，但是……”

“当然，生活中的不确定因素和悲剧的发生最好是由个人来负责处理，但是……”；“当然，如果人们能自发帮助那些在急难中的同胞而不需要国家干预，那自然更好，但是……”

这些“但是”总是出现的原因是人们缺乏对自由体制的信心，担心自由是否真的可以在社会和经济层面奏效；而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则是，人们认为，当前大部分民意并不接受一个完全的自由机制。所以，据说，最好还是不要采取完全私有化的方案。

对自由缺乏信心的部分原因源于人们对历史的遗忘。人们并不知道，有多少所谓的“社会问题”，在政府通过现代福利国家模式处理之前，都有通过市场机制或众多不同形式的自愿组织得以成功解决的方案。

市场方案而非福利国家

举例来说，在19世纪的英国，一个名为“友善社区”(friendly societies)的互助组织提供了许多现代福利国家所承担的“职能”。起初，他们为工人或他们家庭成员的葬礼提供保险。随后在19世纪中叶，该组织扩大了他们互助的覆盖范围：意外保险（为在工作中受伤的工人家属每周提供生活津贴）、医疗保险（为工人及其家属支付医疗和药品开支）、生命保险和援助（一旦家里的顶梁柱遭受意外去世，该保障将会为家属提供援助）。到19世纪末，友善社区开始提供火灾保险和存贷款业务，社区会员则可以因此购买住房。

事实上，在1910年英国议会通过英国第一部《国家社会保险法案》(National Insurance Act)之前，这些私立的、自愿的保险协会所提供的保险服务已经覆盖了大约四分之三的英国工人阶级。友善社区的成员覆盖了所有收入层级的群体，从最低收入到最高收入的整个英国工人阶级。该组织还为会员及其家属就有关自我负责和自愿主义(voluntarism)优于政府强制的道德价值提供公开讲座。

在20世纪，现代福利国家正是通过提供现今所谓的“公共服务”，事实上却逐渐破坏了自由市场所提供的自愿性的解决方案。对友善社区引入国家管制，以及英国政府所谓的“免费”国家医疗保险服务，和因此而设的众多新税种，都导致了非政府组织自愿性的、以市场为基础的代替方案被迫退出。

救助他人的私人慈善

我们同样需要重温私人慈善和慈善家们在古典自由主义的光辉岁月中所取得的成功。19世纪中叶及后半段，在西方社会，人们并不认为政府是合适的或最有效的改善贫困的机构。尤其在英国，信奉古典自由主义的基督徒，受信仰驱使而承担起个人责任，为了让上帝救赎的福音遍及更多人。

这些基督徒大都认为，要帮助一个人在信仰上获得重生，就要帮助他们改善其生活的质量：为饥饿的人们提供救济厨房、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庇护所、为缺乏技能的人提供职业训练、为被抛弃和挣扎在贫困中的人们提供保护，并帮助这些人群培养自尊和自我负责意识，所有这些行为，都曾被认为是使世人蒙恩得救这一首要任务的必要组成。

到19世纪90年代，大部分英国中产阶级家庭将他们家庭收入的10%或更多奉献于慈善事业，这一花费仅次于他们的食品开支。在英国，这些自愿的慈善捐赠的总额远远大于好几个欧洲政府的总预算。此外，50万英国妇女自愿在诸如救世军(Salvation Army)的慈善机构担任全职工作。

私人慈善事业的一个关键优势在于，它能通过创新和试验寻找更好的方法，在精神和物质层面帮助他人。同时，慈善机构在募集捐款的竞争之下，那些高效管理的获得了捐款者的青睐，而低效的则被竞争淘汰。

然而，由于政府开始推行福利国家政策，许多这样的慈善组织发现，他们越来越难以和政府提供的“免费”服务相抗衡。同时，这些福利项目的推行使得政府征收更高的税收，这降低了许多人捐款的经济承受能力，他们无力再给慈善机构捐像过去一样多的钱。

事实上，我们不仅遗忘了历史上曾用于解决社会问题的这些市场解决方案，我们也忽视了私人慈善事业在福利国家和繁重赋税体制下所发挥的作用。2013年，美国人在慈善事业上共奉献了4千亿美元，其中75%是由个人自愿提供的（其余的25%由各类基金会、遗赠和企业提供）。

美国人不仅在慈善事业上奉献了大量财力，也投入了大量时间。2014年，大约25%的美国人为慈善事业投身志愿者工作，总计服务79亿小时，预计价值达1750亿美元。

在任何形式和任何程度上，慈善事业都不需要福利国家。是市场经济，通过创新、投资、集资以及利润驱动，使越来越多的人摆脱了贫困，而在此之前，人类在绝大多数历史时期都处在贫困的悲惨状态中。

从个人角度而言，只有自由而负责的个体才是可以被信赖的，因为只有这样的个体才能充分展现出真正的善心和道德感，并以此来自愿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使他们变得自立。

强制的慈善破坏了真正的善行

更深入地说，在自由和强制之间，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推行福利国家，则必然限制个人的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选择的权利。福利国家的财政来源只有一个：就是政府通过强制税收来重新分配收入和财富。政府的这一行为，和其作为且仅作为个人自由免受侵犯的捍卫者的职责完全相悖。

事实上，福利国家通过从个人那里强行获得财产，剥夺了个人实践其道德准则的能力，而这些财产原本是个人基于其道德准则来支配的。此外，福利国家通过缩减或移除个人在道德上进行自由选择的能力，从而否认了个人在道德层面上完全作为的可能性。因此，这阻碍了个人发展成为一个完全道德意义上存在的人。

同样重要的是，在福利国家和其普遍的政治上的家长式作风背后，暗含着这样一个前提：通过贯彻强制性的利他主义，个人将被强制牺牲自身利益。人们通过和平的、创造性的、富有成效的努力，赚得自己的收入和财富，而最终却被政府告知收入和财富并不属于他们。

更确切地说，人们通过脑力和体力所获得的成果被视作集体主义国家的共同财产，可以因政治当局的决定和命令而被剥夺并再分配。

这正是哲学家安·兰德（Ayn Rand）常常强调的部落的群体心态，在部落生活中，个体被认为是集体需求的奴隶，对自己的人生、自由和诚实赚得的财产没有权利。

事实上，无论是理论上还是情感上，我们的同胞们可能都没有做好准备：为追求自由毫不妥协且坚持原则。他们在福利国家有关自我牺牲的宣传下生活了太长时间，以至于习惯了依赖政府的馈赠。

但是，如果那些对自由社会的逻辑和潜力看得很清楚的人，并没有尽他们最大的努力争取实现个人权利的原则和个体自由的可能性时，福利国家主义的诅咒又如何被打破呢？人们的选择就是：继续沉没在“但是”的海洋中吧！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