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自由对人类进步的重要性

副标题:从《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到《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

Original Version (English)

作者:伊恩·穆瑞(Iain Murray)

翻译:王光裕;校对:王泓崧

speech freedom

《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12位漫画家和记者在巴黎死于恐怖屠杀,这一惨剧提醒我们去思考:为什么言论自由如此重要?

言论自由不仅是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也是人类进步的基本要素。这正是为什么言论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制度之一。

当我们回顾西方的言论自由史,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是紧密相关的。这也正是为何在美国的宪政理论中这两个表述是可以相互替换的。不过,在西方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出版”这一概念并无多大意义。早期的书本都是通过手抄方式复制的。罗马贵族们雇用抄写员,让他们抄写自己所喜欢的书。后来在中世纪的誊抄间里,修道士们抄写古卷,保存重要的圣典经文。这样的手抄方式,使得很多经典都已遗失,留下的实属偶然

中世纪教会自诩为知识的守护者,但却对任何可能威胁到自身权力的创新报以敌意。对早期英语译本《圣经》的打压即是一例。在当时,信息传播速度缓慢,知识创新障碍重重。

但是,印刷术改变了这一切。印刷术带来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捍卫言论自由之战。观念的传播更快捷,人们的读写能力迅速提高。

当人们最终可以自己阅读《圣经》,宗教改革运动席卷了整个欧洲。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开始通过印刷传播自己的各种观点。作为回应,处于权力端的教会及其同盟采取措施试图打压新生的自由传媒。事实上,早期的版权法正产生于对印刷机构所印作品的管制

无需惊讶的是,很多早期的自由意志主义者都是印刷商,“生而自由的约翰”利尔本(“Freeborn John” Lilburne)首次被捕即是因为印刷和传播禁书。

杰出诗人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或许是第一个对言论自由进行首次伟大辩护的人。1643年,英格兰共和议会通过《出版管制法》(Licensing Order of 1643),重新引入受查制度(审查制度在1640年已经与审判过利尔本的星室法庭Star Chamber)一同被废止)。在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Areopagitica)中,他强烈地主张出版自由和对非正统出版物的容忍。他说,“让我凭着良知,自由地认识、自由地发言、自由地讨论吧。这是高于一切的自由。”

作为1685年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的成果之一,出版管制法被废止于1694年。光荣革命给英国带来了更自由的宪法,并鼓舞了随后的美国独立运动(American Revolution),并最终激发了美国的《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不过即使在今天,《论出版自由》的意义依然存在。在言论自由的标志性案例——《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New York Times v. Sullivan)中,美国最高法院曾引用弥尔顿的话作为权威,论述错误言论也有其内在价值。

即使是错误言论,也应当被视为对公共辩论的有益贡献,因为“通过真理与错误的冲突,使得人们对真理的认识更加明晰,对真理的印象更加生动。”密尔,《论自由》(On Liberty)(Oxford: Blackwell, 1947);也参见弥尔顿《弥尔顿散文集》(Prose Works)中的《论出版自由》(New Haven, CT: Yale, 1959)。

自由印刷为理论创新打开了新的传播渠道。巧合的是,艾萨克·牛顿爵士(Sir Isaac Newton)的生辰恰是伽利略(Galileo)的祭日。正是印刷机构的崛起,使得牛顿得以追随伽利略的脚步并将其实验最终发展成为现代物理科学。牛顿在1687年发布《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译者注:中译全名《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并先后修订于1713年和1726年。这本书由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发行,该学会于1660年成立于牛津,他们也是同行评议制度(peer review)的主要创建者。牛顿的这本书传遍欧洲大陆,而这在印刷被强力控制的过往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

自由印刷的核心原则即是“犯错的权利”,这一权利首先使得同行评议及批评成为可能。同样地,这对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实验,以及在过去两个多世纪带给人类巨大福利的经济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当然,言论自由也会允许更多直白的如马特·雷利(Matt Ridley)所说的“性交”表达,而这也是为什么那些对于思想上的性革命感到恐惧的社会往往伴随着最严苛的审查制度。

从这一点上来说,有人可能认为将“渎神”的卡通漫画与《数学原理》相对比是荒谬的。不过这是错误的。正如斯蒂芬·洛(Stephen Law)为《探索中心》(Center for Inquiry)撰文写道的,这些卡通作品的的意义不是为了带来冒犯,而是比这重大得多:

通常来讲,讽刺作品希冀打破(即使只有片刻)人为竖立在标志性人物和信仰周围的敬畏且顺服的防御性高墙,并直击他们的真实原貌。

这正是目标:帮助我们认识事实的真相,而非表面的标签。正是这样的目标使得言论自由和探索自由成为可能。作为自由制度的一部分,何处有针对言论自由的攻击,何处就必须有对言论自由的捍卫。那些蓄意压迫言论自由的人希望人类困陷于贫穷与无知之中,并服从他们的意念和信仰。我们不能让他们成功。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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