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的本质：人类行为的视角与方法》书评

除了单纯的政策建议，中国从上到下都要深刻理解企业家才能和市场经济的真正含义，并且形成对市场和法治的信仰和实践，只有对观念和信仰的实践才能真正推动中国朝向一个以尊重企业家才能为导向的路径，持续推动经济增长和扩大个体福利和自由。

作者：William Wang

摘要：本文对朱海就教授《市场的本质：人类行为的视角与方法》一书进行总结和评述。朱教授在书中，从知识、价格、秩序、资本、产权与企业家等角度深入分析了新古典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异同，指出新古典经济学方法上的不足，亦以奥派视角理解中国的改革进程。本文尝试就朱教授书中的主要观点进行总结，并从行动学视角简要讨论了正确的经济学习方法、哈耶克自发秩序理论等问题，并再次思考了如何从企业家才能的视角推动中国改革。

《市场的本质：人类行为的视角与方法》(以下简称《市场的本质》)是中国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朱海就教授第一本从奥地利学派和人的行动视角进行经济学分析的大作。 在本书中，朱教授对比并阐述了新古典经济学和奥派经济学的方法论，并从知识、价格、秩序、资本、产权与企业家等角度具体深入分析了两个学派理论的异同，指出新古典经济学方法上的不足。在书的最后部分，朱海就教授亦以奥派视角理解中国的改革进程，并提出理论创新和制度革新建议。可以说，本书涵盖了经济理论的宏观、 中观、微观、哲学以及应用（中国）等各个方面，是一本深入探讨经济学方法和经济学理论框架，以及切入思考中国改革问题的好书。

这本书有三部分组成，分别是：第一篇《人类行为与经济学方法》、第二篇《知识、价格与秩序》，第三篇《资本，产权与企业家》。在第一篇中，朱海就教授在第一章从宏观角度对比了新古典和奥派不同的人类行为观。他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理性人拥有充分信息，可以根据“刺激-反应-最大化”等几个步骤作出（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认为的最优选择，并隐含地假定了个体的全知全能、偏好稳定，而这样的分析方法忽视了个体行为本身的主观偏好变化。相比之下，奥派则从人行动的公理出发推理人的行为，认为人的行动都是有目的的。朱教授引用米塞斯的话指出，与“行为”（action）对立的不是“非理性行为“（irrational behavior），而是“刺激反应”（stimuli）（Steedman, 2000）。另外，朱海就教授还指出，奥地利学派强调个体知识的不完备性、个体选择的内生性与不稳定性、以及企业家才能的普遍性。笔者认为，朱教授在书的一开始就清晰准确地把握了新古典和奥派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根本不同。我们可以从中明显地发现，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有太多不符合真实人类行为的假定，而奥派的基本理论前提则是从（真实的）人类行为公理出发进行演绎的，我们不难看出哪个学派的理论偏差大，哪个学派的理论更符合真实人类行为。

随后在第二章，朱教授从中观层面对比分析了新古典的“均衡”和奥派的“过程”方法之异同。他指出，在均衡理论中，新古典经济学家隐含地认为市场每时每刻都处于大致的均衡状态，如果没有均衡，新古典经济学就认为这是行为人对均衡信号反应的“不理性”。笔者认为，这是（新古典经济学家）越俎代庖地判断并论断行动人的价值观。而形式化的均衡理论又为数学在经济学的广泛使用甚至滥用奠定了前提条件。朱海就教授将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概括为“抽象个体假设”、“一般或局部均衡”、“经验-实证主义的方法与假设-演绎的方法”。他指出，相比之下， 奥派则是从“知识过程”和“时间过程”视角理解人的行为的，其背后的方法论则是人类行为学（praxeology）角度出发的主观主义、个人主义，重视对行动人和关于人的行动理论的“理解”，并反对机械和形式化的实证主义。朱教授还对比了米塞斯、拉赫曼、门格尔、哈耶克和科兹纳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研究方法的不同（从更重视理论到更重视经验方法的不同维度）。笔者认为，朱教授从对“均衡”和“过程”理论的对比，很好把握了新古典理论远离真实人类行为的谬误和奥派理论的真实。笔者认为，朱海就教授所指出的奥派重视对理论的理解是应该被反复强调的。有不少对经济学有兴趣的学生由于受到实证主义滥用的影响，热衷于记忆推理数学公式和建模，却没有办法把握以下的一个原则：学习经济学需要的是理解，而不是停留在表面的（记忆公式的）形式主义。这些学生对经济学方法的认知偏差是经济学的遗憾，也是它未来发展的隐患。笔者认为，错误的经济学会导向干预主义，会对自由造成潜在危害，青年学生对经济学的错误认识需要被更多奥派学者强调并导正。

在本书第三章，朱海就教授从人类行为、复杂现象和理论这三部分进一步深入探讨了何为更好的经济学理论，笔者认为，这一章相对之前两章有更重的哲学视角。朱教授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强调对理论模型的假设和检验，而实际上检验模型的是被人为筛选和简化的复杂现象。笔者认为新古典这样的分析方法显然并不正确。同样，我们认为新古典的这一方法会让经济学者的主观偏见带到对行动人的分析中去；而“建模-用模型找数据-再验证模型”某个程度上也是循环论证，在经济学角度并没有什么科学性。朱教授指出，相比之下，奥地利学派则认为，人通过对人类行为的自省推理出公理，再通过公理用逻辑演绎的方式推理出其他理论，再解释复杂现象。进一步，朱教授从“证伪方法的不可行性”（考德威尔）， “‘最大化’等新古典理论假设的非现实性”，和“不变的经验性假设”同“人类偏好和知识的不确定性”的矛盾（卢卡斯、奈特） ，以及“（新古典）想象的假定和想象的结论”等角度批判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存在的问题。然而，朱教授也认为，从有意志的人、公理到复杂现象之间存在着路径缺失。笔者认为，奥派的理论体系并非“封闭的逻辑体系”，而是通过基于真实人类行为的公理演绎得到的，因此正确的理论本身应该包含了对动态人类行为的理解，理论与复杂现象之间并没有矛盾。理论的正确与否可以通过检验理论的逻辑是否成立来判断，而逻辑则是人类心智结构的体现，人是可以直接通过心智能力来判断理论逻辑的正误的。而朱教授在文中提出的奥派缺乏“形式化”模型的问题，近年来已显著改善。比如，罗斯巴德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人，经济与国家》便是基于米塞斯《人的行动》理论，通过一些有严格限定条件的经济模型出发，逐渐放宽模型假定去理解真实的人的行动。这正是奥派借鉴了形式化的新古典方法长处的体现。类似的教材近年来层出不穷，比如美国奥派学者Roger Garrison的奥派宏观经济学教材《Time and Money》，西班牙学者Jordi Franch Parella的《Economia》（这本书是德索托教授的课程教材之一）等等。

在第二篇《知识、价格与秩序》中，朱教授首先在第四章批判了新古典用“均衡”代替“协调”，“理性”代替“知识”，用“静态均衡价格”代替“动态价格”，将“客观知识”代替“主观知识”等理论问题。他指出，相比之下，奥地利学派指出了知识和价格的主观性、分散性和实践性，以及企业家通过市场竞争“发现”知识和价格，进行价格计算和协调分散的市场信息。在第五章，朱教授进一步分析，正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对价格和知识的错误理解 ，进而导致了干预主义。朱教授也指出，价格内生于人的行为（消费者主权），价格拥有非均衡性（主观的和动态的）等特点，因此人为的货币干预（凯恩斯的观点）会使市场不稳定，影响市场的协调机制。他认为，价格对市场的协调是一个创造性过程，人用自己的企业家才能去认识（学习、行动、调整）价格，而并非像新古典经济学所认为的那样：人对价格被动而机械地反应。接着从价格和市场的角度，朱教授进一步推理到了更为宏观的秩序问题，在第六章，他首先介绍了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随后又探讨了哈耶克的群体选择理论是否同个人主义相冲突。朱教授指出，哈耶克的文化演进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主观主义，比如知识的主观性等。他在这一章最后指出，哈耶克的解释并不充分，没有说明演化的前提条件（自由、公正、理性不及、遵循规律等）是否也能演化而来。笔者认为，如果哈耶克按照米塞斯的行动学进行推理，完全可以得出理论逻辑更清晰和一致的演化理论。比如，从行动学角度并不存在所谓的“理性不及”，只要行动人能够达到目的，那么遵循和模仿规律就是有效的手段，因为知识的主观性、分散性、隐含性、不可言说性和实践性（德索托，2010），行动人并不可能把他所有用到的知识说清楚道明白，只要他认为这是手段就没有问题，至于手段能否达到目的需要行动人在事后再次进行主观评价，而经济学家不能把自己的评价强加到行动人身上。学习经验、模仿和遵循规则本来就是人理性的体现，因此从这个角度，如果新古典经济学家对行动人的手段说三道四，指责行动人因为“理性不及”作出了错误的选择，恐怕他们是在隐含中假定了经济学家可以有某种客观的标准来判断什么样的手段是“理性的”，这等于又回到了新古典的错误方法和理论，进而推理出了干预主义和小政府理论。笔者认为这恐怕也是哈耶克方法论上不够主观主义的地方，或者说是哈耶克对他自己主观主义视角的一个矛盾。

在第三篇中，朱教授从理论的微观角度，分析了奥派生动有趣的资本理论、产权和企业家理论，并将它们与新古典对应的理论进行比照。朱教授首先在第七章从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入手。按照这一章的描述，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分为“生产力利息理论”和“时间偏好利息理论”这两个相互矛盾的体系。生产力利息理论认为利率高低取决于平均生产时间，而平均生产时间又取决于国家维持基金的数量和劳动人口的数量。继承庞巴维克生产力利息理论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则进一步认为资本是基金，时间是单维的。而继承庞巴维克时间偏好理论的费特、米塞斯、哈耶克等奥派学者则认为，唯一决定利率的是人们相对于未来产品更偏好现在产品。而物理意义上的时间则在生产过程中没有意义，时间在人类行为学中是一个主观主义的概念，它在生产过程中并非单维。从企业家的角度，资本则是异质的和互补的，资本拥有企业家主观上认定的结构，并非某种客观的物的形态。

在分析了资本理论后，在第八章，朱教授进一步分析了产权问题。他首先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包括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观是静态的，着眼于降低交易费用，并假设理性人拥有无限计算能力。而他进一步指出，相比于前者，奥派则强调人的无知性和环境的不确定性，并指出“经济效率的不断改善与人的无知性是不冲突的，相反，人的无知是经济效率不断提升的前提”（朱海就，2009，第209页）。他指出，动态效率的产权观的目标是增加产出，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企业家的行为，而产权调整的依据则是判断和预期。朱教授在这里创新地将动态的产权观同中国改革中的“包产到户”、“经济特区”、“温州模式”等产权试错性改革联系在了一起，指出无论是企业家还是政治家（“政府企业家”）都用“判断”的办法动态调整产权。需要指出的是，朱教授的“动态的产权观”是以强化和尊重私有产权，扩大和尊重企业家才能为基础的（德索托，2009），可以被理解为是尊重机会平等和公平正义（朱嘉明，2013）。笔者认为，我们要以朱教授提出的“动态效率的产权观”去判断各种各样的改革理论和政策是否正确， 是否真的有利于改革，因为错误的带有干预主义色彩的产权理论很可能被人用来进行寻租，进而危害改革和个体福利的改善 。

在接下来的第九章和第十章中，朱海就教授进一步研究了企业家和企业理论。虽然奥地利学派在均衡的问题上意见并不完全一致，但是相比于新古典经济学，奥派学者都重视企业家才能（entrepreneurship）。他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家仅仅将企业家视为（静态的）生产要素，认为不确定事件的概率是已知的；熊彼特比其他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略有进步，将企业家的主要功能视为创新，但是却错误认为不存在不确定性，并将企业家错误地视为外生变量。朱教授进一步分析，相比之下，奥地利学派则认为企业家的功能应该是判断（米塞斯）、警觉和发现（柯兹纳），以及想象和预期（拉赫曼），并认为利润的来源是承担不确定性（米塞斯），发现机会（柯兹纳）和想象（拉赫曼）。他也指出了柯兹纳一直为人诟病的地方，即（柯兹纳的）理论中“警觉”得到的价格某个程度是假定了未来价格在现时存在，而实际上未来的价格在现时还没有产生。通过朱教授在这两章的归纳对比，我们得到了对于新古典和奥派企业家和企业理论的一个比较完整的阐释。

在完整并深入探讨了新古典和奥派从宏观、中观、微观，以及哲学和方法论层面的异同之后，朱海就教授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从奥派的企业家才能视角解读了中国经济是否能够持续增长。他首先认为，保护产权的制度促进企业家创新，而侵犯产权的强制则阻碍创新。其次，朱教授认为中国改革以来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利用廉价要素的基础上的，而这一（廉价要素带来的）优势在改革前就存在，只是改革开放之后对于廉价要素的制度性阻碍逐渐被拆除，因此廉价要素才能转化为经济增长的现实。朱教授也以此反驳了林毅夫将中国廉价要素优势定义为“发展战略”的观点。他认为，从企业层面，目前中国的经济存在如下问题：外资更多是在中国实现既定计划，并非进行企业家活动；国企的存在则抑制了企业家才能的发挥；民营企业家更多是警觉型和收租型，缺少创新型企业家活动。不幸的是，朱教授在这本2009年就出版的著作中对中国经济增长变缓的预言已经被言中。他深刻地指出，当前中国促进经济增长和企业家创新的制度变革滞后、为企业家活动设置障碍、价格管制愈发严重等都在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企业家才能的发挥。他最后指出，政府要减少阻碍企业家发展的制度性阻碍，尊重企业家自发形成的秩序，为市场制度扩展提供保障。笔者完全赞同朱教授的观点，并认为除了单纯的政策建议，中国从上到下都要深刻理解企业家才能和市场经济的真正含义，并且形成对市场和法治的信仰和实践，只有对观念和信仰的实践才能真正推动中国朝向一个以尊重企业家才能为导向的路径，持续推动经济增长和扩大个体福利和自由。这也是经济增长和扩大个体福利和自由唯一可以维持的方法，然而，中国虽然在观念和制度变革上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相对于目标（建立保护和尊重产权和促进企业才能发展的制度），目前在这方面做的应该说还是很不够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朱海就教授《市场的本质：人类行为的视角与方法》一书从深刻的理论视角分析了新古典和奥派理论的不同之处，我们不难发现奥派的理论相对于新古典更为真实。朱教授从更为宏观的方法论讲到具体微观的理论，比如企业家才能，其视角清晰、理论重点明确，尤其是最后从企业家理论的视角为我们思考中国改革所存在的理论、政策和实践问题打开了一扇窗，值得我们深刻思考。笔者认为，这本书值得中国读者，尤其是热爱经济学和关注中国改革和个体自由的青年人阅读。

参考文献：

• 朱海就. (2009). 市场的本质: 人类行为的视角与方法. 格致出版社.
• Huerta de Soto, J. (2009). The theory of dynamic efficiency (Vol. 28). Taylor & Francis.
• Huerta de Soto, J. (2010). Socialism, economic calcul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ward Elgar.
• 朱嘉明. (2013). 中國改革的歧路.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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