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是一个自由至上主义者

上帝给人以自主；上帝放任不管。“放任自由，世界自会运转无碍”，可以作为我们自由至上主义的上帝的箴言。

Original Version (English)

作者：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Jesús Huerta de Soto）

翻译：David Wu、William Wang

感谢大家来到这里【2010年5月17日，西班牙马德里拉斐尔·德尔皮诺基金会】。十分荣幸，再度由我在第10届西班牙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会议上向大家致意。通常，我的演讲涵盖与经济理论或自由至上主义哲学有关的话题。去年是个例外，我就当时的政治形势作了简短演讲，也详细解释了理由。我相信这个例外是情有可原的。今年，我将再破例偏题，简略谈一下神学领域。

几年前，玛丽亚·布兰科（María Blanco）教授，她今天可能也在场，就一本论西班牙领先时代的经济学家的书采访了我，而我强调，在奥地利学派的多学科方法中，我们并没有忽视神学，这点非常重要。哲学和法律十分必要，但神学也很关键，是我们必须探索的一个领域。今天我要做一些探索，或至少在神学领域和自由至上主义运动的关系上，和大家分享我的一连串思考。

我先要感谢教宗方济各，因为他启发了这些反思的内容。具体来说，我指的是教宗方济各4月28日在宗座社会科学院全体会议上向与会者发表了他对自由至上主义者的意见。【译者注：这位教宗在这次会议上歪曲和批评了自由至上主义】所以，我感激教宗方济各促成了我今天的演讲。（…）

我想补充一点，2017年5月13日星期六，我在地中海沿岸马略卡岛的家中的一棵松树树荫下准备了这个讲座——这个日子正好是我们法蒂玛圣母第一次向三位葡萄牙牧羊人：弗朗西斯科、杰辛塔和卢西亚显现后的整整一百年。 顺便说一下，法蒂玛圣母的主要信息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和俄国共产革命的胜利这一巨大悲剧正在全世界上演，信徒们必须为俄国祈祷。祈祷似乎起了作用，七十年后，共产主义的铁幕倒塌了，真正的社会主义（real socialism）消失了，尽管文化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无所不在的——即使在天主教教会的广大地区也是如此。 因此，请允许我今天将我的演讲奉献给法蒂玛圣母，因为一百周年纪念日只有每一百年才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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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我想从一个预设前提开始。我们初始的前提是上帝存在。当然这会令许多人深感震惊。有人——信徒——认为这显而易见，而有人满腹狐疑。还有许多人会感到反感，尤其是在一群经济学家、哲学家、爱好自由的人士和自由至上主义者——就像今天在场的这个群体当中。不过，为便于讨论，我恳请，即令那些不信上帝的人，也在接下来几分钟内，努力想象上帝确实存在着。这是今天我整个演说的起点。

当我说到“上帝”时意味着什么？说到“上帝”时，我是指一切被造物（无论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至高、慈爱的创造者。我另外发展出了一套相当详尽的理论，也即人作为最重要的被造物之一，是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创造的，如果在上帝的形象与人的形象之间有一条纽带，那正是创造性的企业家才能。人发现、预见和创造新事物的能力联系着上帝和人。我现在不会详述这个理论，因为大家并不陌生，它在我的几篇论文中早有阐述。

不过，今天我要更进一步，试着证明上帝不仅是一切事物及全体生物至高、慈爱的创造者，也是一位自由至上主义者。这是我今天演讲的主要主张。那么，成为一个“自由至上主义者”意味着什么？也许在这次会议的背景下，提这个问题用处不大。“自由至上主义者”是人类自由的拥护者（人与自由一体不可分割）。自由至上主义者捍卫自由企业、人的创造力和自发的市场秩序。最重要的是，自由至上主义者厌恶垄断暴力机构也即我们理解的“国家”——那些有组织有系统的强制。在我其他著作例如《古典自由主义对无政府资本主义》一文中，我探究了国家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是极度无效率的，更重要的是，它是不合伦理的，以及我们必须取消国家的原因。

那么说上帝是一个自由至上主义者，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下一推理步骤。）我们应该怎么来定义这个短语或措辞？这意味着上帝，全宇宙的主，从无到有，创造了祂的法律（或规律），因此拥有了对地球乃至宇宙其余部分的绝对权威，尽管祂不但没有采用强制，还把自由永远留给祂所造的物。上帝给他们自由，甚至是反抗祂的自由。比如说，存在着堕落天使。这些坠落天使，是反抗它们创造者的灵。上帝给人自由，人甚至可以反叛祂。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又比堕落天使有福气得多，因为他们被幸运地救赎了。换言之，上帝一再赦免人，让他们醒来，重新开始。

上帝乃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祂总是任人们按自己的心意行事；任事态自行发展；让宇宙按祂起初创好的秩序自生自发地演化。上帝给人以自主；上帝放任不管。“放任自由，世界自会运转无碍”，可以作为我们自由至上主义的上帝的箴言。的确如此，即使人们一而再地考验上帝，要祂显示至高的权力，把祂这个大能以清晰而不容否认的神兆向我们展现，然后我们就去信祂。可上帝当然从不因此降临，用灾变强制人转变信仰，与祂身为一切事物至高、慈爱创造者所特有的、固有的特征也即自由相悖。

在耶稣生活的年代，奋锐党人（Zealots，当时犹太人当中的狂热分子，今天世界仍然充满着狂热分子）热切企盼着人间出现一个全能国家——弥赛亚的王国。他们期盼弥赛亚行使他的权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全世界。当耶稣被钉上十字架时，人们要求祂另外展现神迹，并嘲笑说：“你果真是神子，那就从十字架上下来，这样我们就信你。”但是耶稣，神子，一名自由至上主义者，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为什么他不让火从天而降——发泄破坏欲——从而展现至高造物主的意志？就像越南战争中的凝固汽油弹，或像唐纳德·特朗普的“炸弹之母”。即使为神子所爱的使徒，比如雅各和约翰——当他们求耶稣从天上唤下火来施展神力时——（居然）也陷入了这种诱惑。我会逐字念出这个段落。我们可以在《路加福音》第9章找到：“他们途中进入撒玛利亚人的一个村庄，要为祂洗尘；那里的人不接待祂，因祂面向耶路撒冷而去。祂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耶稣转身责备他们。接着他们就往别的村庄去了。”为什么耶稣会有如此反应，因为上帝——此刻的神子——是一位自由至上主义者。

纵有建起想象之中最慷慨的福利国家之能，神子也决不会卷入任何这样一个计划。举例而言，他著名的演讲《登山宝训》，其中包含“八种至福”。有一群人，缺乏食物，饥肠辘辘，之后耶稣怜悯他们，施行鱼饼倍增的奇迹。他们全都饱餐一顿，感到餍足，也因此意识到，耶稣有能力免费让全世界人吃饱。这对他们而言，似乎有如天堂一般。这些人的反应是什么？恐怕不是把福音内化于心，而是看到了实现福利国家的机会，在这种诱惑下，他们立刻想把耶稣任命为国家元首，简而言之：使祂称王。让我们看看《圣约翰福音》如何记载（6，14-15）：“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祂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为什么？因为神子是一位自由至上主义者。

上帝之国“不从这世上来”。耶稣本人把这话说给一位负责审判他的罗马官员听，这位官员惊恐万状。“我的国不来自这世间。”这似乎意味着有两种王国或国家：在自身层面上合法的世间之国（记住“凯撒的东西当归给凯撒”）和上帝的天上之国（“神的东西当归给神”）。这是现在普遍流行的标准解释，但我认为从头至尾都是完全错误的。

有人故设陷阱，向耶稣问到这个向凯撒交税的问题。祂以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回避了这个问题。“拿一个缴税的硬币给我看（…）上面是谁的头像？”“是凯撒的。”“因此，凯撒之物归给凯撒。上帝之物归给上帝。”祂暂时回避了问题，可祂根本没有说明，究竟什么是凯撒的。也许什么也不是。事实上，耶稣自己从没缴过税。仅有一次必须上税时，祂才指示圣彼得“（…）扔下鱼钩，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它的口，必得一块银钱，拿去给他们，作你我的税银。” （《马太福音》17：22-27）

我相信正确的解释是，上帝之国与世间之国也即国家恰好相反：上帝之国从没系统使用过暴力和强制，这国早已降下。天主在祂的大慈大爱之举中（Deus Caritas Est，天主是爱），已经把自由赋予了我们，且这理应导致世间的王国或者国家走向消亡，这是因为，上帝是一位自由至上主义者，他按自己的形象造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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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人间的国家或王国的起源和本质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我今天下午试图在这里展示这一点），国家是恶魔的化身或工具。我会证明此言非虚。但首先，让我简单以题外话，说一说国家的起源——世间的王国（或各家王国）的起源。

也许最古老的解释在《旧约》的《撒母耳记》上卷可以找到。在这一卷，我们读到，这个王国的世界，是如何在一起对上帝王国的蓄意反抗中出现。我们将从《撒母耳记》第八章读到。迄于此时，以色列人生活在半无政府状态中，他们依靠一批法官或调解人来解决彼此的纠纷。可在某刻，他们到撒母耳跟前说：“给我们一个国王来治理我们”。换言之，“给我们一个国家”。我们在《撒母耳记》上卷中读到，撒母耳对此非常不悦，转身向上帝或耶和华诉说：“听听，这些人希望我们给他们一个国家。”上帝或耶和华如何回答呢？他实际说道：“（…）他们厌弃了我，不要我任他们的王。”也就是说，国家，这个世间王国，作为上帝王国的替代物出现了。但上帝是一位自由至上主义者，故让人们随心所欲、自行其便。
“你们想要一个国家吗？那么请便。但吩咐撒母耳在他们继续以前，‘庄严地警告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将要如何统治他们。’”撒母耳没敢耽搁，把人们唤到一起说，所以，你们说想要一个国家？好吧，统治你们的国王必这样行事，他将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驾马、奔劳于前；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田种地，收割庄稼，为他打造军械辎重。必取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做饭烤饼。他（国家）也必取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官员和臣仆[就像现在这样]。又必取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家畜供他差役。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作他的奴隶。”
你们可以看到，耶和华的警告是十分清晰的（可我们依然厚颜抱怨）。

无论如何，国家是邪恶的主要工具。在国家当中，邪恶者行使着它的权力。谁是邪恶者？魔鬼，堕落天使。邪恶者的目标是什么？摧毁上帝的作品。摧毁宇宙的自发秩序，包括市场的自发秩序。这是他的目标。谁是我们的敌人？自由至上主义者的敌人是谁？——是邪恶。我们反对邪恶（我们有着这个胜任的工作），而邪恶的主要化身之一就是国家。国家难以被战胜，但并非不可能被战胜。因为我们有一个比魔鬼更强大的盟友。毫无疑问，国家是魔鬼的化身。但这句话不是出自我口。我没任何功劳。这来自权威的论证。（…）《路加福音》的作者说了这句话，而教宗本笃十六世约瑟夫·拉辛格在他的杰出传记《拿撒勒的耶稣》中把这点讲得透彻明白。在该书三卷本第一卷的一篇煌煌之作中，作者对神子（即耶稣）所遭每个诱惑都做了评论。

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从第5节开始，我们找到了对第三个诱惑的描述，这个诱惑既极其险恶也强烈之至。福音上说：“恶魔又领祂上了高山，霎时间把人间万国（即所有国家）指给祂看，对祂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以下这些由福音书作者录下的魔鬼话语是关键所在】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给谁就给谁。如果你敬拜我，这一切都归你。’因此，根据魔鬼本人的话，世间所有国家都在它的统率之下、仰仗于它。这下我们可就明白了，为什么它们造成了如此之大的伤害。耶稣怎么答复它呢？耶稣说：“经上写的，‘你要敬拜耶和华你的神，只有祂才是你该事奉的。”为什么祂这么说？因为上帝是一位自由至上主义者。

拉辛格本人（多么伟大的教宗！多么杰出的头脑！）警告说，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威胁正蕴于：神化人类的理性，以及在政府、权威和专家的领导下，尝试通过被称作社会工程的伪科学，努力通过国家在世界各处建造一座天堂——人间天堂。人类的最大问题是，我们把国家变成了人人敬拜的金牛犊。国家是真正的敌基督。这就是人类的问题所在。

让我们看看拉辛格如何在《拿撒勒人耶稣》中非常精确地解释这个问题的。我会念出他的话。他写道，“魔鬼的诱惑并不那么粗浅简陋，它不直接建议我们去崇拜它，而只是建议，我们……选择优先考虑一个被计划的和被彻底组织化的世界。”拉辛格在后来提及索洛维约夫[Vladimir Solovyov，俄国哲学家和神学家]时说，“索洛维约夫把一本题为《世界和平与福利的开放道路》的书视作敌基督所为。这本书成了一本新‘圣经’，它想要传达的真实信息是对福利和理性计划的崇拜。”教宗本笃十六世在他的通谕《在希望中得救》（Spe Salv）的第30段中回顾了索洛维约夫的这个想法，并强烈谴责“（…）希望通过科学知识和以科学为根基的政治（…）创造一个完美世界的想法”。拉辛格还在德国议会发表了精彩的讲话，他引用圣奥古斯丁的话说：“如果国家无正义，它除了变成劫匪还会是什么呢？”而如你我所知，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主要的违法者和正义（与法律）的敌人正是国家及政府。换句话说，“法治国家”这个词组是自相矛盾的。法律找不到比国家更大的敌人。我们日复一日，从醒来至休憩，都为此作见证。因此，如果法律的主要敌人是国家——并且拉辛格本人已经明确指出，一个不受法治约束的政府或国家实际上是劫匪——则他推理的结论非常清楚：国家和政府是一群劫匪。

顺便说一下，拉辛格还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他说：“你知道什么时候教会开始偏离正轨吗？答案很简单：从它成为钦定国家教会的那一刻起。”他说，教会不是像你以为的那样，从使它成为帝国官方教会的《帖撒罗尼迦敕令》开始才偏离正轨的，还要更早，在君士坦丁大帝时期。公元313年的《米兰敕令》宣布了宗教信仰的自由。但在几年后的公元321年，君士坦丁做了什么呢？为优待基督徒，他把星期日宣布为整个帝国的官方休息日。几年后，在尼西亚公会议上，君士坦丁大帝说，“主教们可以聚在一起达成共识和约定，但他们的共识和约定只有在我——君士坦丁——批准之后才生效。”此后，天主教会就迷失了方向。它成为与国家合伙的机构。由于教会在许多场合下以钦定国家教会的身份成了邪恶的工具，现在我们可以理解教会的许多历史暴行，包括十字军和像宗教裁判所这样的种族灭绝机构。这也解释了拉辛格何以认为分离国家和教会这两个机构如此至关重要。

然而，从理智的角度看，政教合一的最大损害还在于别处。几个世纪以来，由于教会一直是钦定的国家教会，因此一直以来，一批知识分子和神学家们再三努力把不合理的东西合理化，也即合理化国家。我们希望教会能从现在开始改变方向，克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开始谴责国家，而不是谴责自发的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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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我证立了上帝除了爱，也早将祂的国交付给我们；上帝是一个创造者，也是一位自由至上主义者；对上帝之国的主要威胁在于将人类的理性奉若神明，即“致命的自负”，这也是哈耶克生前最后一本著作的书名。具体来说，致命的自负，根植于人世间体现系统性邪恶的的国家或王国，这点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所有人，必须穷尽一切知识及物质手段，尽全心、竭全力投入到消除国家并推进基于爱、基于自愿合作的上帝自发秩序中来。从逻辑上，这涉及到促进市场、私有财产制度和企业家创造性经济、自由企业和自发市场秩序。无论如何，作为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人类也必须有伦理和道德的指导。可依然是市场，最大程度地限制了邪恶。市场要求我们在自愿合作的背景下与他人交流对话、探寻他们的需要并且用和平的方式来满足他们。市场要求我们，如果希望别人未来继续把我们当成生意伙伴，我们就要保持良好声誉。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伟大的孟德斯鸠得出结论说：“有商业的地方就有美德”。正如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所明确表达的，在市场中，人们在“逐步扩大的休戚相关、环环相依”中合作。这条合作链延伸到了人类生活中最边远的角落。

其实，我一直在审视若望·保禄二世《百年通谕》中对教会社会学说的陈述，这些陈述真的蔚为大观、引人入胜。让我们回顾一下。若望·保禄二世说：“一家公司赚取利润，意味着生产要素得到了恰当的利用，相应地，人的需求也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因此，利润不应被视为贪婪，而应被视为对别人行善的标志。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还写道：“（…）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保护（私有财产制度及其他必要一切）（…）”为你喝彩，若望·保禄二世！“保护（私有财产制度及其他必要一切），这让劳动者和生产者能够享受工作成果，从而感到鼓舞并高效、诚实地工作。”他又说，“当自利心被（除了国家还能有谁）强制压抑时，它就会被一轭笨重的官僚主义体系所取代，这个体系使得主动和创造精神的源泉枯竭。”在令人压抑窒息的环境中，这样的情况每天都发生在我们身上。

教宗还特别批评了福利国家。他表示“上层社会不应干预下层社会的内部生活，也不应剥夺后者的功能（…）”他强调，“（…）最能了解和满足他们的需求的，是最接近他们的人，也即需求者的邻人（…）”他批评福利国家道，“国家的社会援助通过干预直接剥夺社会的责任，导致人的活力丧失和公共机构过度增加，国家的社会援助更多地以官僚主义思维方式为主，而不关心如何让客户满意，同时也伴随着着政府支出的大幅增加。”那么，什么是公正的价格呢？若望·保禄二世是怎么看待公正价格的问题呢？我们总听到“人们必须支付公正的工资。”但什么又是公正的价格呢？这位教宗回应说“应当通过自由的谈判取得相互间的同意”。以上就是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的话。

我从中得到了什么结论？我得出结论，一位天主教徒必须做社会问题上的自由至上主义者。更进一步，我认为天主教必须支持私有财产无政府主义。事实上，我们刚听到了一席对私有财产制度的辩护。真正的经济科学表明，无国家制度可能运转的唯一途径是，通过自发的市场秩序和所有公共物品的私人供给。这是可以想到的文明最高阶段——上帝之国在人力所及的范围之内，在这个尘世当中最大限度的体现——私有财产无政府主义，如果你愿意，也可称之为“自由至上资本主义”——虽然在这里，这个术语会让若望·保禄二世吃惊。在思考“资本主义”这个词时，这位教宗从根本上是指“几十年又几十年来，一切消极的东西都被描述为‘资本主义’，我建议我们用另一个术语，哪一个？‘商业经济’或者‘自由经济’”。但为什么要这样呢？让我们用事物的本来面目来命名事物就好：自由至上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无政府主义，或用最好的表达：无政府资本主义。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个表达比“自治政府”或其他导致混乱的动听术语更为准确。让我们为自己成为私有财产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资本主义者——而自豪吧。事实上，上帝是一个自由至上主义者，他站在我们这一边。

根据《西班牙皇家学院词典》，在语源学上“anarchy”（无政府）是指“所有公共当局不存在”。这一表述分毫不差。一切都是私营的，不再有公共的权威。“Archein”源于希腊语，意思是“统治”，即公共当局。“anarchy”意指没有公共当局。另一个可以使用的术语“akrata”，源于希腊语的“kratos”，它的意思是“绝对权力”。这让我想起哈耶克宣称自己是民主的敌人这一著名掌故。“democracy”（民主）源于希腊语中的“Demoskratos”。哈耶克说：“‘kratos’意味着‘绝对权力’，而我反对一切绝对权力。绝对权力，即使有人民的支持，也决不可行。”因此，哈耶克建议另起一名——“isonomy”（法下人人平等）或者“demarchy”（民治）。你们已经在《法律、立法和自由》三卷本中研习过了。抛弃绝对权力也即“akrasia”和“akrata”。让我们为自己是无政府资本主义者和反绝对权力者（akratas）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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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会以一位伟大的西班牙自由至上主义者的故事结束演讲，这位伟大的无政府主义者，出生于塞维利亚。(…)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听说过他，梅尔乔·罗德里格斯·加西亚。简单说，他是西班牙共和国最后一任马德里市长。他与两位无政府主义同志卡萨多上校和奇普里亚诺·米拉将军一起发动反西共武装以及总统奈格林（斯大林傀儡）人马的政变，从而结束了内战，正是他们，把马德里移交给了弗朗哥将军。

梅尔奇·罗德里格斯也被人称为“红天使”。为什么他被称为“红天使”？因为他拯救了12,500名马德里监狱的囚犯，使他们免于遭到谋杀或拷刑。马德里对囚犯的非法清洗，以西共分子圣地亚哥·卡里略直接负责的帕拉库埃略斯大处决为尾声，在梅尔乔·罗德里格斯被司法部长加西亚·奥利弗（一位无政府主义者）任命为监狱监察长的那一刻起立即结束。一刻也没拖延。罗德里格斯抵达后，接过岗位时说，“任何人不得在没有我电话授权的情况下，在晚上七点到早上七点之间离开。”处决被叫停。

不用说，接下来发生了批判罗德里格斯——这位西班牙无政府资本主义运动先驱——的大抹黑运动。他被指责为共和国的叛徒，但他反驳道，“你们才是叛徒；你们给无政府的崇高教义抹上了血污”。他补充说：“人可以为了一个理想而献身，但不可以为了这个理想而杀人。”也许，人为了一个理想而献身的最崇高例子就是神子——耶稣。他为救赎全人类的这个理想献身。毫无疑问，他是以国家利益为借口的、政治阴谋的受害者，国家暴力的受害者。（…）罗德里格斯受到质问，“你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要保护那些我们投入监狱的第五纵队？你大概是天主教的同情者吧？”罗德里格斯回答道，“我这么做，并不因为我是天主教徒，而因为我是一个自由至上主义者”。这时他没有意识到天主教徒和自由至上主义者本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此外，罗德里格斯虽然属于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但也属于西班牙“自由主义者”组织，该组织捍卫这些和平主义和以自由为根本的观点。

四个月后，罗德里格斯被解职，担任马德里公墓总监察长（请注意这个职务有多么困难棘手）。他和工作人员驻在马德里维西亚侯爵的宫殿。他开始对这座宫殿的所有物品进行盘点。请注意这位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是如何尊重私有产权的。战后，收回了宫殿的主人明确告诉当局，宫殿里连一根银茶匙都没丢。“红天使”罗德里格斯没机会接受教育。他出生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并以斗牛为生，但他中断了这项事业，全身心致力于促进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只不过是从自由这个我正在谈论的角度。当战争结束时，他受到佛朗哥将军的审判和定罪，但幸运的是，由于罗德里格斯先前通过巧妙斡旋挽救了性命的2500人联署签名，其中包括穆尼奥斯·格兰德将军，他被赦免了。在监狱里度过了几年后，他就恢复了平民生活。随后他为Adriática公司担任保险代理人这一崇高职业——这使得我对他倍感喜爱【译者注：德索托教授的家族也从事保险行业】——并度过余生，直到1972年去世。毫无疑问，如果“红天使”梅尔奇·罗德里格斯有机会接受教育，他今天会和我们一起，成为一名无政府资本主义者。

我用他的话语结束今天的演讲：

无政府意味着：
美好，慈爱，诗歌，
平等，博爱，
同情，自由，
文化，艺术，和谐，
理性，最高的指导，
科学，崇高的真理，
生命，高贵，善良，
满意，快乐，
这一切都是无政府，而它就代表人性
无政府，人性。

（本文授权转发，首发于私产经济学与伦理学微信公共账号，有细节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