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国境:贸易、移民、企业家才能与繁荣

一个向移民开放的世界在很多方面都会受益。对移民开放是切实可行的,因为新移民能带来经济增长和最好地使用才能;对移民开放是人道主义的,因为这是向世界上最绝望的人群提供庇护和追求财富的机会;对移民开放也是道德的,因为如果换位思考,这也是我们所希望被对待的方式。

Original Version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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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肯·斯库兰德(Ken Schoolland)
翻译:王光裕;校对:宋点点、王泓崧

人们有充分的理由问这样一个问题:国家是怎样变得更加富有的?通常,人们会从“为什么会有贫穷”这个问题开始发问。但是,真正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会有财富?”贫穷是自古以来全世界人类一直都面对着的自然状态。仅仅是在过去的几百年间,我们才看到一些国家的人均财富取得了惊人增长,而另一些国家却仍然受制于自古以来的贫穷之中。

加拿大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以世界经济自由指数(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 Index,简称EFW)出发来研究这一问题,并以此来分析激励人们的条件是什么。换言之,在怎样的条件下,才能使人们从创新和工作中受益最多?他们每年都对以下五项因素进行跟踪:税率;对合同和财产的法律保护;使货币贬值的通货膨胀;贸易开放度;法规限制。

指数显示,香港、新加坡和新西兰通常排名前三,而缅甸、委内瑞拉和津巴布韦则常年垫底。如果能统计到朝鲜的数据,那它或许会位居末席。指数中排名靠前的经济体所创造的人均财富、经济增长率、识字率,远远高于排名靠后的经济体;在婴儿死亡率上,则要远远低于后者。

经济增长是重要的。拥有丰富资源的巴西,人均财富在1950年到2000年间增长了四倍。地少人多且没有自然资源的香港,人均财富在同一时期内增长了36倍。香港如今已经成为在全球范围内人均财富最高的地方之一,比他们的前殖民统治者英国还高。

中国在世界经济自由指数榜单上的排名不断提升,在144个国家中位居第107名,但在2010年时,仍然排在第100名的斯里兰卡之后。那么,在过去这些年中,中国是怎样取得如此令人震惊的经济增长的呢?中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国家,各省市的人口都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总人口都多。对中国来说,非常幸运的是,在世界经济自由指数中,多个东部沿海经济圈的排名甚至高于香港和新加坡。这些地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而中国其他很多地区则处于该榜单的末尾。

由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这种地区多样性,数百万人口从经济停滞地区迁徙到经济增长地区。这表明,在经济增长中,还有比除世界经济自由指数所列的五大原因之外的,更重要的第六个因素需要考虑:开放移民。也正是这种在中国内部的开放移民,创造了香港几十年的经济增长。。

开放

根据纽约皇后学院(Queens College)的弗朗西斯科·奥尔特加(Francesc Ortega)和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的吉奥瓦尼·斐利(Giovanni Peri),“世界各国对一国在知识、技术和理念上的开放,是该国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的最重要引擎之一。我们也发现,开放移民是一国人均收入增长的重要指标,并且移民的作用要比贸易的作用大得多。”

那么,为什么世界各国都害怕移民呢?几乎所有国家都欢迎、鼓励石油的进口,甚至对它进行掠夺,但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对劳动力的“进口”——外来移民设置障碍。

毫无疑问,人比石油更有价值。人有手有脚,还有头脑。人所能创造的,远远多于石油。人不仅能创造财富,而且还能繁衍更多的人。而这岂是石油所能做到的?

如果石油也能再生,那这将成为本世纪,甚至是这一千年来的能源奇迹!但是,当人们繁衍更多有双双脚,还有头脑的人口,却往往被视为灾难。他们说,“人口过剩了!”,“人口太多会毁灭世界!”

如果“人口太多”真是一件糟糕的事情,那么人们将会试图摆脱彼此。但是,世界历史向我们展现的,却是人们的相互汇聚,从人口稀少的乡村迁徙到人口密集的城市。

当然,总体来说,反对移民的人并非真的视人本身为问题,而是那些他们不想要的人成为了问题。通常来讲,他们并不反对自己孩子的出生,尽管新生的孩子需要依赖他们将近20年的时间。

新生的婴儿不会说当地的语言,也不了解社会风俗和习惯,也不具备任何技能,但是他们漂亮、可爱、让人开心。相反,其他人的孩子则是令人讨厌的,尤其是那些出生在遥远异国的或者肤色相异的孩子们。

人们并不反对外国人来到自己国家,只要是短暂来访就好。以游客、商务旅行者、学生、婚宴和毕业典礼嘉宾的身份来访是受到欢迎和鼓励的。如果来者有很多钱,那跨越国境长期来访也是不错的,因而投资百万美元开始创业的投资者便会自动获得签证。

在美国历史的大多数时期里,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都是开放欢迎移民的时期。美国要求独立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英国所实施的进入门槛。对国王乔治三世的主要抗议,正如《独立宣言》所写,“他竭力抑制各殖民地人口的增加;为此,他阻扰《外国人归化法》(Laws for Naturalization of Foreigners)的通过,拒绝批准其他鼓励外国人移居各邦的法律。”

在美国革命之后,移民政策完全不加限制地开放了将近一百年的时间,而美国经济也因此受益显著。到17世纪中叶,铁路公司、工厂和农场的劳务中介,在全世界范围为数以万计绝望的工人们提供劳务合同。今天的美国仍然应当采纳这样的开放政策。

与美国工人们相比,日本、中国和葡萄牙的工人们工作时间长、收入低,且工作环境差。但与他们祖国的工作状况相比,这已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了。这也是为什么他们长途跋涉来到美国。任何捍卫工人权益的人都应该为这样的工人的环境改善而欢呼。

不过,雇佣亚洲工人受到了对其他种族不宽容的本地人的反对,他们认为亚洲人对白种工人的就业造成威胁。反对移民的敌视情绪迅速升温并以《排华法案》(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的通过为开端,而各种移民配额政策持续至今。

在上世纪的这种转变下,坐着远洋邮轮头等舱的旅客们,下船便能等候他们的行李;而那些三等舱的旅客们被送往拘留中心接受审问,以检查他们是否有资格入境。如果没有,他们将被遣返。

今天,航空公司的头等舱旅客们花费500美元坐一个小时的飞机,就能从非洲飞往欧洲,并且能在15分钟里快速地通过护照检查口。而低层次的旅行者支付高达5000美元给那些被称为“人贩子”、“走私者”或“舌头”的非正规旅行中介,这些旅行者需要花费数周或者数月的时间,挤在有裂缝的船只上经历暴风雨和海盗侵扰,或者艰难地穿过危险的丛林和沙漠,在拘留营里数年受尽折磨甚至死亡。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1],2014年难民人数达到了移民史上创纪录的6000万之多。这一数据包括了哥伦比亚的600万难民,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1500万难民,阿富汗的400万难民,乌克兰的100万难民,和叙利亚剧增的1100万难民。这些数据还不包括最近从缅甸逃离的难民人数。

邀请者与排斥者

我认为,作为对生命权和自由权的行使,人们有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的权利,只要他们不在迁徙的过程中损害他人的权利。移民与人类的存在是天然相伴的。没有人今天依然生活在他的遥远祖先所生活的地方。人们总是在迁徙,为了追寻美好生活的机会,或者为了逃离专制和赤贫的悲惨生活。

实现迁徙的途径有三种:迁徙到无主之地;受邀迁徙到“邀请者”所拥有的土地;未经邀请迁徙到“排斥者”所拥有的土地。排斥者有权利将新移民驱逐出他们自己的土地。但是,、边界和大街上设置壁垒,以防“邀请者”行使他们的权利去邀请新移民到自己的土地上居住、避难、创业、就业……因此,“排斥者”剥夺了新移民和“邀请者”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

关于货物也是一样的情况。排斥者希望设置贸易和投资壁垒,以防邀请者行使他们的权利。而当排斥者利用政府来剥夺邀请者进口货物的权利的时候,这被称作“保护主义”。保护主义从贸易领域被延伸到了所有土地上,而不只是排斥者自己的土地。同样地,排斥者侵害了邀请者和全世界希望与邀请者做生意的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

当排斥者阻挠潜在新移民从专制中逃离并寻求机会与财富,他们应当承担严重不人道的责任。同样地,对于失去从事商业和慈善活动机会的邀请者,排斥者也应当承担责任。

对进口货物设置限额当然对邀请者有害,而对人类的迁徙设置限额则更为有害得多。认识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通过设置边防卫兵,排斥者成了悲剧的帮凶,难民被禁止进入,而他们本来受到邀请者的欢迎和雇佣。

整个20世纪,正是全世界的边防卫兵们,拒发签证给试图从大屠杀中逃离的犹太人、天主教徒、东欧人、亚美尼亚人和中国人,而非接纳试图逃离专制苦难中的人们。在21世纪,那些试图从朝鲜、缅甸、孟加拉国、索马里、厄立特里亚、叙利亚和阿富汗逃离的绝望难民,每年仍有数万人遭受苦难和死亡。

这些潜在的逃离者的去路都被边境两边的阻挡了。边防卫兵站在哪一边并不重要,结果是一样的:剥夺了那些试图逃离者的自由。澳大利亚政府更是声称,要将沿海防卫进一步提高,通过支付数万美元给人贩子让他们去其他地方,即使这意味着成千上万的难民可能葬身大海。类似地,几百万邀请者被剥夺了移民可以带来的好处:财富、企业家才能、创新和勤奋。

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学家约翰·凯南(John Kennan)指出,如果世界上所有的工人都可以迁徙到“有更高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TFP)的地方,生产力将提高到现在的两倍。以这样的方式思考吧。”《理性杂志》(Reason Magazine)的罗纳德·贝莱(Ronald Bailey)报道说,“一个索马里工人产出的经济价值只有美国工人的十分之一。但是只要她从地狱般的摩加迪沙迁徙到相对而言天堂般的明尼阿波利斯,她就能立即利用美国的高TFP而大幅提高她的经济产出。而全球有数亿人仍然滞留在低生产力国家。

在美国,移民创业的比例是本土美国人创业的两倍。他们更加渴望财富,他们拥有所有创造财富所需要的坚韧与勇敢的品质。而这些移民能带来的益处都因排斥者的恐惧而成为泡影。

勇气与恐惧

每一个反对人类向自由地区迁徙的理由从根本上讲都是恐惧。这些恐惧有时候被公开表达,但更多时候则被遮蔽或伪装。对移民的恐惧是缺乏勇气的标志。勇气欢迎竞争,恐惧拒绝竞争。勇气拥抱新移民,恐惧驱逐新移民。勇气捍卫自由,恐惧否定自由。

认清这些恐惧是有益的。那些诉诸于恐惧的事实令人们迷糊,如福利、人口拥挤、犯罪等。这些现实,都可能成为更根本而潜在的恐惧的借口,比如对于某些种族或宗教的不宽容。在美国,选民对于来自英国或者加拿大的移民漠不关心,但是却公开表达对来自墨西哥、中国或索马里的移民的敌意。克服这些恐惧短期来看是巨大的挑战,但也并非不可战胜。

总的来说,在很多方面,这个世界都在逐渐变得更加宽容,仅仅在一百年前,这几乎都是不可能的。全球化令人们接触到多样性,也为人们提供了逐渐消减恐惧的机会。我的一个德国学生最近说,“在德国,我们有一句格言:如果你觉得移民会抢走你的工作,那不是移民的问题,那是你的问题。”

对于有宗教信仰的人,思考移民问题的一个起点是,不要忘记很多宗教的领导人物都是旅行者,有时他们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生命,有时也为了拯救他人的生命。释迦摩尼、亚伯拉罕、约瑟、摩西、耶稣、玛利亚、和默罕默德都曾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如果在他们的时代有今天一样的移民壁垒,他们或许就不可能有机会迁徙。另外,大多数宗教都会宣扬,要对那些绝境求生的人们给予人道主义的支援。这正是为什么美国的庇护运动(Sanctuary Movement)在19世纪帮助那些逃亡的奴隶们,在20世纪帮助从萨尔瓦多血腥内战中逃离的非法移民寻找庇护。

另一个反对移民的论据是“福利磁引力”理论。排斥者确信,只要慷慨的福利系统存在,就不能开放国境,因为移民会像金属被磁铁吸引一样被福利吸引。根据这一逻辑,只要国家依然提供基于税收的福利,那么国家也应该禁止夫妇生育孩子。这一理论的支持者可能会宣称,新生婴儿将使得国家向每一个人征税以支持这个孩子的医疗保险、教育和学校午餐项目。

反驳福利吸引移民的观点是容易的。举例来说,如果福利真的是他们来到美国的原因,那么在逻辑上,一旦他们到达美国,就一定会从福利最少的州迁徙到福利最多的州。而事实上,我的研究表明,移民的迁徙方向,无论是国内移民还是外国移民,都是逆向而行——他们从福利最高的州迁徙至福利最低的州[3]。

这或许是因为,移民是一个筛选最勤奋工人和最伟大企业家的过程。为了寻求安全与机会,移民们愿意应对进入一个陌生环境甚至可能是充满敌意环境的所有困难,而远离他们在旧家园所熟悉的一切。而随着移民汇款回母国,那儿的经济也会得到增长。低收入国家在2013年收到的汇款额是2000年的六倍,并达到了他们GDP总额的8%。

汇款回母国的金额如今是海外发展援助资金总和的三倍。这些汇款比援助资金的经济产出要高得多,因为钱由汇款方劳动所得,因而汇款方更珍视钱的价值;同样,收款方是他们的家人或朋友,因而他们也更珍视钱的价值。这比起官方的对外援助要智慧得多,对外援助项目的资金来自于税款,纳税人并不知道也不关心收款人是谁,而受援方同样不知道也不关心资金的提供方是谁。

企业家

卡托研究院(Cato Institute)的斯图尔特·安德森(Stuart Anderson)坚称,“移民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英雄,他们带来创新与就业。”安德森说,在2006年到2012年间,美国的移民开创了33%的创投上市公司,其中包括了知名企业如谷歌(Google)、因特尔(Intel)、易趣(eBay)、脸书(Facebook)、领英(LinkedIn)、闪迪(SanDisk)、阿尔特拉(Altera)和特斯拉汽车(Tesla Motors)。

当人们可以容易地逃离专制,专制统治者将不得不改变他们的执政方式,以吸引企业家、投资者和工人回归。这正是曾发生在东欧的例子,那时东欧与西欧间的铁幕刚刚倒下,人们可以逃往西欧。专制政府转型至民主政府,对人们的控制减少。随后,人与资本开始逐渐回归,一直到东欧的经济增速赶超西欧的增速。自由不仅仅给邀请者和逃离者带来了财富,也改变了曾经奴役之地的环境,并最终给他们带去了更多的自由和繁荣。

一个向移民开放的世界在很多方面都会受益。对移民开放是切实可行的,因为新移民能带来经济增长和最好地使用才能;对移民开放是人道主义的,因为这是向世界上最绝望的人群提供庇护和追求财富的机会;对移民开放也是道德的,因为如果换位思考,这也是我们所希望被对待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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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UN counts 60 million displaced,” Sengupta, Somini, International New York Times, June 19, 2015
  1. “Globalization is Good for You,” Bailey, Ronald, Reason.com, June 2015, http://reason.com/archives/2015/04/30/globalization-is-good-for-you/1
  1. “Welfare: A Magnet for Migration or Not?” Schoolland, Ken, The Journal of Private Enterprise, Spring, 2004, Vol. 19, No. 2 The Association of Private Enterprise Education, Chattanooga, Tennes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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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肯·斯库兰德是向荣学社研究员、个人自由国际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Individual Liberty)主席。他也是位于美国夏威夷檀香山的夏威夷太平洋大学(Hawaii Pacific University)的经济学副教授和企业家中心(Entrepreneurship Center)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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