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与中国, 文章

从经济激励问题看新科诺贝尔奖得主是什么货色

 我们学习经济学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不被“经济学家”骗。

Original Version (English)

作者:罗伯特·墨菲Robert P.Murphy

翻译:禅心云起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斯特·迪弗洛和阿比吉特·班纳吉最近在《纽约时报》(NYT)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称,“经济学家们不知怎的,设法将其研究得出的一个重大发现,成功地隐藏在了世人眼前:经济激励远没有人们通常认为的那么强大。”然而,正如下文所述,迪弗洛和班纳吉精心挑选了支持其结论的研究,而置反对这个结论的文献于不顾。此外,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他们所引用的研究也证明了,事实与新科诺奖得主引导公众所相信的截然相反。最后,只会在有助于增加政府权力时,两人才使用这个新发现的原则:缺乏改变行为的经济激励;例如,他们不会用它来反对碳税或超速罚单。

经济激励的不利证据

在对两人理由进行评论之前,请允许我大段地引用迪弗洛和班纳吉的原话,

“至少从亚当·斯密和他的著名的那段话(’我们的晚餐不是得自于屠夫、酿酒商或面包师傅的仁慈善举,而是出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注。’)以来,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前提是,经济激励是人类行为的主要动力(…)

这是不幸的,经济学家们不知怎的,设法将其研究得出的一个重大发现,成功地隐藏在了世人眼前:经济激励远没有人们通常认为的那么强大。

我们在富人当中看到了这一点。没人真的相信,顶尖运动员的工资上限,会导致他在美国比在欧洲更不努力工作。研究表明,当最高税率上升,逃税增加(人们试图搬走),但富人并没有减少工作。里根著名的减税政策,确实短暂地提高了应税收入,但那只是因为人们改变了向税务机关报告的内容;一旦结束,效果也就消失了。

我们在穷人当中看到了这一点。尽管有‘福利女王’的说法,但40年来的证据表明,当福利政策变得更慷慨时,穷人并没有停止工作。在20世纪70年代著名的负所得税实验中,参与者得到最低收入的保障,当他们赚的比这更多时,就会被征税,实际上是对额外收入征税,税率从30%到70%不等,但人们的工作时间减少了不到10%。最近,切罗基部落成员开始从其土地上的赌场获得红利,他们的平均富裕程度因此增加了50%,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的工作量减少了。

其他所有人也如此——税收(优惠)的激励措施收效甚微。例如,在以‘向钱看’著称的瑞士,当人们因为税法改变而享受两年免税期时,劳动力供应绝对没有变化。在美国,经济学家研究了税率或退休激励政策方面的许多暂时变化,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劳动时间受到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就算有了一份收入保证,人们也不会懈怠:阿拉斯加永世基金自1982年以来每年向每户家庭派发约5000美元红利,对就业没有造成负面影响。”

多好呀!无论人们是富是贫,经济激励似乎对劳动力市场没什么影响。迪弗洛和班纳吉告诉我们,经济学家怎么可能对此视而不见呢?——毕竟,是他们自己的研究提醒我们,税法和福利政策对于人们的行为没有什么影响力。

事实是,迪弗洛和班纳吉用以上叙述,描绘了一幅极具误导性的画面。但在我深入讨论细节之前,让我先指出诺贝尔奖得主对他们的观察忽略了什么。

对研究的利用局限于证明大政府的合理性

在总结了上述摘录中所展示的经济学研究现状之后,迪弗洛和班纳吉继续主张增加政府的社会支出,靠向富人征收更高的税收来支付。这里关系到来自保守派和自由至上论者的标准担忧,即福利项目和高税收会阻碍经济产出,根据两人之前总结的研究,这被认为是虚幻的威胁。

但为何止步于此呢?如果人们确实对税收激励没有反应,那可就“不妙了”——对碳税以及烟酒之类的“罪孽税”也如此。那让我们也摆脱超速罚单好了,既然它们不能阻止危险驾驶。

然而,这不是迪弗洛和班纳吉选择理解自己文章的方式;他们只是用表面上对于激励的扭曲信念,来支持扩大政府干预,以便证明他们凭借其他理由支持的政策是正确的(斯科特·亚历山大、布莱恩·卡普兰、戴维·亨德森对两人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文章都有类似的反应)。如果两人在呼吁加税的同时,提出结束电动车税收抵免的建议,我就不会那么多疑了。

事实上,如果我们把这推到极致,经济学家应该停止绘制向右上倾斜的供给曲线和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我们就再也不能理解那些在万圣节过后降价出售糖果的商店了。公司应该停止向表现出色的员工发放奖金。X奖竞赛简直是一场闹剧。【XPRIZE是设立在美国的非营利组织性质的基金会,其设立目的在于透过赞助并组织公共竞赛,推动可对全人类有益的技术创新,其赞助的奖项多冠以X字样。——译者注】迪弗洛和班纳吉想要走这么远吗?他们真的认为经济激励是经济行为的弱诱导因素吗?

运动员对经济激励没有什么反应吗?

正如上面的长段摘录所示,我们的诺贝尔奖得主重申了“人们对激励会做出反应”这个看法的常见反对意见:我们真的应该相信美国运动员因为工资上限而不努力工作吗?哈哈!

首先(正如大卫·亨德森也指出的那样),工资上限适用于整个球队,所以实际上不一定是对某位超级巨星工资的硬约束。(实际上,这可能意味着高薪超级明星迫使球队减少对其他球员的薪酬。)此外,工资上限是联盟中各家球队同意的自愿机制,部分是为了确保篮球天才的分散化,这样联盟才更具竞争力。如果纽约和芝加哥的球队赢得了所有冠军,因为可以雇佣最好的球员,那么公众作为一个整体,就不会太多观看这项运动了。因此,工资上限根本不能和高边际税率相提并论。

事实上,工资上限只有在球员对经济激励做出反应时才有其意义!换言之,这个上限的意义(除了球队老板通过参与卡特尔行为来为自己创造财富的明显目标之外)就在于,确保那些位于较小城市、不太富裕的加盟球队也能具有竞争力。这种机制起效的唯一方法是,小城市可否通过提供大量资金来吸引超级巨星。

现在确实可以肯定的是,一位大学超级明星很有可能会为了他的职业生涯而进入了职业体育领域,不管有没有工资上限,也不管最高所得税率是多少。但这很难证明“激励对明星运动员不重要”。这只是意味着,在边际上,作为一名薪水受限的著名运动员,挣得“区区”几百万美元,比成为一名会计师还是更有吸引力。

然而,明星运动员“为了金钱”做出决策,有显而易见的例子。如果康纳·麦格雷戈和弗洛伊德·梅威瑟的薪酬上限是每人1万美元,而不是保证每人数百万美元,他们会同意打最近的比赛吗?更普遍地说,如果不让重量级拳王在接下来每场比赛中得以保留可观的收入,那么他们的卫冕赛次数减少会有疑问吗?

体育迷们十分熟悉许多超级明星“为了金钱”做出职业决定的例子。例如,1972年,全美冰球联盟(NHL)的传奇人物鲍比·赫尔离开芝加哥黑鹰队(上一赛季该队在西部联盟中排名第一),加入了新的世界冰球协会(WHA),在他夸口说自己会“为百万美元”参加比赛,而联盟认为他是在虚张声势之后。

举个类似的例子,赫歇尔·沃克可以说是大学橄榄球史上最伟大的跑锋,但他最初是在美国橄榄球联盟(USFL)踢球,而不是更著名的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NFL),尽管USFL声望要低得多。最明显原因是什么呢?USFL允许他提前一年成为职业球员,还可以自由选择城市,从而使他的收入最大化(包括广告代言)。

最后一个例子,亚历克斯·罗德里格斯(A-Rod)从2000年非常成功的水手队(在职业联盟冠军塞输给了洋基队)转会到了2001年排名垫底的德州游骑兵队。为什么他会做出如此愚蠢的决定呢?因为他签了一份2.52亿美元的合同。在当时,这份合同的价码是体育史上最高的。

的确,美国的明星运动员不会仅仅因为工资上限而停止上健身房——如果他们这样做了,联盟老板们就会调整工资上限!但认为我们一旦考虑职业体育,经济激励就不再重要的观点,是十分荒谬的。职业运动员对于薪水的反应,就像专业律师和外科医生一样。即使已经非常富有,明星运动员也会抛弃他们的粉丝,为了赚更多钱而流动到其他地方、甚至大洋彼岸(如果他们在欧洲出生的话)。

进一步详加审视引用的研究论文

当谈到迪弗洛和班纳吉引用的研究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论文发表在表明激励作用确实重要的文献中;只须浏览一下论文,看看作者是如何引用已有作品的。

然而,即使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迪弗洛和班纳吉引用的一些研究报告,也没有真正完成这项工作。为了简洁起见,我只集中讨论两项研究。

首先,让我们看看切罗基部落的研究论文。该部落从赌场收入中获得一大笔横财,这显然对劳动力供应没有任何影响。以下是报告结果的相关表格:

依次为获得赌场现金转移的资格、家庭收入滞后、6岁以下子女数量、母亲年龄和父亲年龄(自上而下)对于母亲劳动参与(全职、兼职、失业)、母亲劳动参与(全职)、父亲劳动参与(全职、兼职、失业)、父亲劳动参与(全职)(从左至右)的边际效应。

现在,迪弗洛和班纳吉希望我们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即获得赌场现金转移的资格,对部落中父亲或母亲劳动力供应的决策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

然而,表格报告说,母亲年龄、育有子女这两个因素,对于母亲是否工作也没有统计学上显著的影响。这没有搞错?我们现在说的,难道不仅是经济激励、还有家庭人口统计因素等,都对劳动决策没有影响?我认为研究设计有问题,可能只是样本量不足的问题。

阿拉斯加案例证明和宣称相反的结果

但我把最绝杀留到了最后。还记得迪弗洛和班纳吉在谈到阿拉斯加时所说的话吗:“如果有了一份收入保证,人们也不会懈怠:阿拉斯加永世基金自1982年以来每年向每户家庭派发约5000美元红利,对就业没有负面影响。”《纽约时报》这篇文章还给其说法附带了以下图表:

给所有人的意外之财会增加还是削减就业?
(在阿拉斯加,自1982年以来一直向居民支付红利——平均每户每年5000美元——有证据表明它并没有减少劳动力市场的参与。)
左图:就业率 紫线:阿拉斯加 黄线:经济类似州
注解:自发放红利以来,阿拉斯加就业情况紧跟着类似州。就业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落后(由于额外收入,人们减少了工作时间)。相反,额外支出可能会导致更多商业活动,从而使人们保持工作。
右图:兼职就业率 紫线:阿拉斯加 黄线:经济类似州
注解:阿拉斯加兼职就业率也有所上升,与类似州有所不同。一个可能原因是:更多消费和商业活动吸引人们去做兼职。

现在,这可笑极了:你可以用同样图表得出结论,阿拉斯加红利减少了劳动力供应。

具体来说,左边的图表只是显示了多少人(按人口百分比)有工作,就是这样。因此这不会随着永久基金引入而有什么改变。这意味着,当阿拉斯加人开始获得(以今天的标准)每年约5000美元红利支票时,他们没有彻底辞掉工作。

然而,右边图表显示,阿拉斯加兼职劳动力比例有了很大增长。令人惊讶的是,《纽约时报》评论将其解释为凯恩斯主义需求侧一般均衡效应的证据。但更干脆明了的解释是:当人们每年从政府拿到5000美元支票时,其中一些人减少了工作时间。

事实上,你去查看一下这些图表源头的原始论文,就会发现,确实如此,永久基金1982年的引入,(在整个时期)伴随着在阿拉斯加工作时间的减少,相对于由其他各州依权重构成的反事实对照组(“合成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实线)和“合成阿拉斯加”(虚线)从1979年到2014年的工作时间对比图。

正如作者所说,“与我们的兼职就业率结果一致,我们估计内涵边际会下降,尽管每周不到1小时。”(他们还补充说,“此外,考虑到我们的置信区间,我们不能排除对工时数的零影响。”)对于非专业人士,让我来解释一下:如果阿拉斯加基金大幅减少了劳动力供应,那将意味着人们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但是,要减少劳动的内涵边际,仅仅意味着减少工作时间。【内涵边际,intensive margin,指资源被利用或应用的程度(强度)。例如,工人付出的努力或工人工作的小时数。外延边际,extensive margin,即是指资源被利用或应用的范围,例如工作人数。——译者注】

退一步说,我的问题是:这真的是对“经济激励会影响行为”这个理论的毁灭性打击吗?阿拉斯加政府开始付给人们(相当于现在的)每年5000美元,作为回应,一些人缩短了工作时间,尽管这些支票并没有诱导人们完全不工作。这难道不是大多数人都会猜到的结果吗?

此外,无论这是否在预料之中,向《纽约时报》读者描述说,阿拉斯加(现金分配)方案“对就业没有负面影响”,这难道不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误导?

结论

一些备受瞩目的经济学家,包括两位新科诺贝尔奖得主,越来越多地向美国人作出保证,大幅提高所得税和财富税不会扭曲劳动力市场。然而,他们的许多观点对非经济专业人士来说,是非常具有误导性的,因为非专业人士区分不了就业的内涵边际和外延边际之间的区别。此外,“激励不重要”的想法有各种各样的含义,但它似乎只是(被他们)用来证明政府干预的增强是合理的。

(本文授权转发于私产经济学伦理学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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