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中指出的那样，工程学是为工程师服务的，而不是为社会科学家服务的。同样地，管道是好的，也是必要的，但是经济学家-管道工，主要是充当一名管道工，而不是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从某种角度说，这种微观局部的减贫实验是十分可笑的，如果非要采用实验方法，还有比东西德、南北韩、智利和委内瑞拉等等更好的对照实验吗？或者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减贫人口8.5亿这个最大的“对照实验”？
作者：彼得·克莱因 （Peter Klein）
翻译：禅心云起
《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了艾丝特·杜芙若在理查德·伊利讲座上的演讲——《作为管道工的经济学家》。【理查德·伊利（Richard Theodore Ely）（1854-1943）美国经济学家、作家和进步主义运动领导人，他呼吁政府进行更多干预，以改革他认为的资本主义不公正现象，尤其是在工厂条件、义务教育、童工和工会领域。伊利是美国经济协会创始人。美国经济协会于1960年设立了纪念他的讲座。——译者注】
这篇文章总结了杜芙若的经济学观点。
首先，经济学主要是一种有用的政策工具，即经济学家的主要作用，就是替政府设计法律法规提供建议。
其次，经济学不是一系列关于人类行为和相互作用的理论命题，对理解历史和政策有用，而是一种构建事物的技术，尽管这种技术并不完美，而且是实验性的。
要做到这一点，一个人必须关注细节，而不必过多担心全局。
“管道工尽可能地预测在现实世界中什么可能会起作用，请记住，我们的模型在什么细节重要、以及如何重要方面，几乎没有向我们提供什么理论指导，故修补和调整将是必要的。本文认为，经济学家应该认真处理管道工程，这对社会和我们的学科都有好处。”
我认可杜芙若[与阿尔文·罗思（Alvin Roth）、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约翰·李斯特（John List）和其他许多人一起]率先在经济学中使用“随机对照实验”方面的成就。但总的来说，我并不太赞同这种做法。
可以肯定的是，应用政策分析是有作用的，尤其是在私营部门。随机对照实验可以作为创业预测的有用工具，就像其他形式的商业分析一样。
但它们是经济学吗？
我之前说过，实验，尤其是随机对照实验，并不能替代经济理论和更常规的应用经济学形式，因为它们处理的是非常、非常小的问题。我所说的“小”并不是指社会意义的无足轻重——班纳吉和杜芙若因其扶贫行动实验室而出名，该实验室旨在帮助世界上最不发达地区脱贫——而是指出问题在于：除了“激励措施很重要”之类东西外，这并没有涉及太多的经济学。
随机对照实验被用来研究如何让学生更努力地学习，如何写筹款信来获得更多的捐献，如何让人们吃（也许）更健康的食物以及其他社会问题。目前还不清楚，他们能否对奥地利学派和新古典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所涉及的核心问题提供任何见解。
社会合作的基础是什么？经济如何增长？什么导致了商业周期？我们应该采用金本位制吗？监管保护私人利益吗？在边缘处提供一点点额外的理解并没有错。但随机对照实验并不适于解决重大的问题。【从某种角度说，这种微观局部的减贫实验是十分可笑的，如果非要采用实验方法，还有比东西德、南北韩、智利和委内瑞拉等等更好的对照实验吗？或者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减贫人口8.5亿这个最大的“对照实验”？——译者注】
杜芙若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认为这是一个特性，而不是一个瑕疵：
“一名关心政策执行细节的经济学家，将需要注意许多细节和复杂之处，其中一些似乎远远低于他们的薪酬级别（例如海报上的字体大小），要么远远超出他们的能力水平（例如，联邦系统中政府预算的复杂性）。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们接受的广泛培训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如果（…）理论的复杂性被证明是二阶的。另一方面，他们将有机会运用他们经济学家的思维，因为许多细节对经济学家赖以生存的问题产生了影响：激励、信息、不完全理性等等。他们还需要非常善于观察，密切关注他们建议的任何改变带来的影响。”
在将“经济学家的思维”应用于经济史或政策方面的应用工作时，谨慎且善于观察并没有错。（与杜芙若不同，米塞斯认为，内省和深刻理解相关行为者的动机和信念，在这里比实验方法更有用。）
但，这难道是对这份职业稀缺才能的最佳利用？
我之前在阿尔文·罗斯（Alvin Roth）研究的背景下讨论过的另一个问题，随机对照实验主要处理的是非货币交换。在这些模型和设置中，协调不是通过价格机制进行的，而是通过“市场设计者”创建的管理规则进行的。同样，这可能对企业家、经理和技术人员有用。但我担心的是这样一个世界：政府官员自以为他们的角色是让私人市场“更好地运转”。
正如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中指出的那样，工程学是为工程师服务的，而不是为社会科学家服务的。同样地，管道是好的，也是必要的，但是经济学家-管道工，主要是充当一名管道工，而不是作为一名（真正的）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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