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遵循这种“部落心态”并直抵其最后的结论，大规模枪杀这样的野蛮行径就不可避免。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藏着一个恶棍、懦夫和英雄，要看哪一个会占上风。部落心态将每个人简单化为他们所属群体的优缺点，而不是他们自己的个人属性，从而将人非人化。
作者：布列塔妮·亨特 （Brittany Hunter）
翻译：禅心云起
上周，一名持枪歹徒在新西兰基督城的两座清真寺开火，50条宝贵的生命被残忍地夺走。另有20人负伤。
在这场悲剧发生后，人们显然极为悲痛震惊，都想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可怕的事情。在某种惊疑不定和情感脆弱的状态下，人们往往会把一个人的行为归咎于群体。最近的大规模枪杀事件，被证实也不例外。
在公众获得有关枪杀案嫌疑人的种种讯息几小时内，就有人根据嫌疑人所写的个人宣言，对他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信仰提出了站不住脚的指控。没错，几乎不假思索，公众就谴责这是右翼或“受特朗普鼓舞”的攻击。但仔细一看，枪手发表的声明，并不像有些人想让你相信的那么清晰明确。这说明了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诉诸于集体指控是个十分严重的错误。
一旦把这些事件变成集体的问题而不是个人的问题，我们就等于给肇事者免除了任何真正的个人责任。我们也阻止了自己深入本质地了解大规模枪杀案不断发生的原因。
大规模枪杀案增多
令人遗憾的现实是，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大规模枪杀案增多了。然而，这并不等于说枪支暴力事件总体上增加；事实上，1993-2011年间，和枪支有关的凶杀案实际下降了39%。且这一下降势头还在持续下去。这显然可喜可贺。尽管如此，大规模枪击案数量上升还是令人忐忑不安。
大规模枪击案增多的结论，来自于专门针对1982年至2019年这段时期的广泛研究。这项研究将大规模枪击事件描述为袭击者在公共场所无差别杀戮并导致不少于4名受害者被杀的暴行。2014年哈佛大学另一项研究发现，大规模枪杀案自2011年以来增加了两倍。为全面了解这已成为一个多么严重的问题，“大规模枪杀数据库”列出了过去30年发生的所有这类事件。
虽然对许多人来说，禁枪似乎是合理的解决办法，但它对实际遏制犯罪几乎不起什么作用，对于有人缘何采取这种大规模暴力，也完全无计可施。在新西兰事件之后，我们再忽视这一重要问题就太心不在焉了。
集体主义和宣言
上周五中午，当穆斯林聚集在清真寺祈祷时，持枪嫌疑人布伦顿·塔兰特（Brenton Tarrant）在努尔清真寺开始了他的疯狂杀戮，同时在线直播了这场屠杀。
在起初这场袭击开始近半个小时后，附近的林伍德伊斯兰中心也响起了枪声；枪手在杀害7人后被解除了武装，当他逃离现场时，杀戮终于结束了。此后不久，执法人员在第一所清真寺附近的一辆撞毁的汽车里发现了两枚炸弹，这最终导致塔兰特的被捕。
杀手的宣言留在了社交媒体上，名为《大规模替代：通往一个新社会》。尽管塔兰特在他的文档中支持的信念十分广泛，但许多媒体还是有选择性地把他描绘成一个来自于激进右派阵营的人。例如，《Slate》网络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右翼恐怖主义已经走向全球》的文章，《纽约客》（NewYorker）杂志也刊登了一篇题为《是时候直面右翼恐怖主义威胁》的文章。但这样断言就等于不顾文中其余部分，且忽略了事件的重点。
在围绕枪击案的许多文章中，当你读到突出显示的引言时，一位右翼法西斯狂热分子的形象，就很容易被清晰勾勒出来，但这份宣言的内容，远不止于媒体所传播的。
诚然，塔兰特把自己标榜为反移民民族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分子，但这并不是他所说的全部。塔兰特许多令人恐惧的信仰，也是极左翼的事业。例如，谴责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赞扬狂热的环保主义、呼吁结束保守主义，这些并非传统上右翼持有的信仰。然而，这些都是塔兰特具备的观点，很少有人费心去强调他也有这些信念。但是，将这场屠杀归咎于右翼、任何团体或意识形态群体，我们就是在把责任从塔兰特身上移走，让自己成为集体主义部落心态（也称“畜群意识”，herd sense）的牺牲品。
一个人的行为是他自己的行为。当一个人要为扣动扳机负责时，你不能责怪一个更大的群体包括意识形态群体。忽视这一事实，便在某种程度上简单化了情况，采用了一种对任何人都没有帮助的方式，通过谴责这一群体而不是凶手本人，就让塔伦这样的极端反社会杀手逃脱了应负的罪责。
但并非只有媒体在大规模枪击事件中存有集体主义偏见。事实上，枪杀凶手们本身通常都是狂热的集体主义者。
当你阅读塔兰特的宣言，以及迪伦·鲁夫（Dylann Roof，2015年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教堂枪击案造成9名黑人遇难的白人凶手）和哥伦拜恩枪击案两位杀手（1999年美国科罗拉多州杰佛逊郡哥伦拜恩高中校园枪击事件中枪杀了12名学生和1名教师的两名青少年学生）的文字时，很明显有一种“我们对抗他们”的偏执心态。塔兰特经常称穆斯林为“入侵者”，对“他的”人民构成了直接威胁。事实上，因为他认为他们在窃取“欧洲白人”异见者的资源，所以他有理由认为，必须杀死整个群体，以免他自己的种族灭亡。
他写道：
“大规模移民和生育低替代率危机是对欧洲人民的一种攻击，如不加以遏止，最终将导致欧洲人民的种族和文化被完全替代。”
这听起来和查尔斯顿枪杀凶手迪伦·鲁夫的文字出奇地相似，后者的宣言同样令人不寒而栗。鲁夫写道：
“从这一刻开始，我做了更深入的研究，发现了欧洲在发生的事情。我看到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英、法以及所有其他西欧国家。我再次发现自己难以置信。作为一名美国人，我们被教导说，要接受生活在（种族）‘大熔炉’里的现实，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和我们一样有权生活在这里，因为我们都是移民。但欧洲是白人的家园，在许多方面，那里的情况还要更糟。”
尽管在他的宣言中，塔兰特一直试图坚持认为，自己不属于任何一个特定群体，但他还是紧紧抓住自己的血统不放，然后继续妖魔化所有不属于自己群体的人。事实上，在小标题是“你代表谁”的那一节中，他写道：
“数以百万计的欧洲和其他种族-民族的人民，都希望在他们自己人民的内部和平地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实践自己的传统，并决定他们自己那类人的未来。”
这是最糟糕的集体主义思维。没有提到个体行动人，只有提到各个群体。一旦遵循这种“部落心态”并直抵其最后的结论，大规模枪杀这样的野蛮行径就不可避免。
为何人们会行邪恶之举？
这种性质的悲剧唤起了我们许多人的不快情绪，本身无可非议。除了哀悼遇难者，我们许多人还对于人性的构造提出了质疑。难以相信个人能够干出这种暴力行为。为了理解创伤，我们常常宁愿责怪一群人，因为令人遗憾的是，这比责备一个人要方便得多。
例如，谴责“他们”比指责一个你很熟悉的人（比如一位亲密的朋友，甚至是你自己）要容易得多，因为一个群体是一个有距离感的、毫无生气的实体。一个人有感觉、会流血，而群体则不然。当我们把看似邪恶的人当成个体而不是群体成员来看待时，我们也开始在个人层面上分享他们的情感。通过这种同理心，我们会不安地认识到，我们和历史上最可怕的杀手并无太大的不同。
谈到2017年拉斯维加斯枪杀凶手，医学博士安娜-玛丽塔·莫伊斯写道: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媒体质问。我们，这些目睹了那场可怕屠杀的人说，我们也不明白。我自己也弄不懂。他身患疾病？还是丧心病狂？还是有精神问题?直到今天，尸检结果没给出任何线索，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要归咎于这些原因。”
她继续说：
“那些拯救生命的英雄们，那些夺去生命的大规模枪击凶手们，以及那些在挑战面前逃避的懦夫们，都有一些共同之处。他们都经历了生活的种种悲剧。
苦难是不可避免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正是对苦难各异的反应彻底改变了他们自己的生活进程和他们身边的历史。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藏着一个恶棍、懦夫和英雄。哪一个会占上风呢？”
当我们把杀手看作像我们一样的人，而不是一个集体卒子时，我们就开始理解了，为什么人们倾向于这种暴力。生活如此艰难，在一个人人都注定要死去的世界里，不屈服于虚无主义，并不像听起来那么容易。然而，塔兰特没有选择走英雄之路，而是选择了给别人带来痛苦，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恶棍。
临床心理学家、教授乔丹·彼得森（Jordan B.Peterson）博士在谈到大规模枪杀案时表示， “我认为大规模枪杀事件虚无主义和心理混乱的症状，是当今时代我们这个社会的深刻特征。”他还喜欢提醒他的学生，他们有能力让善良永存，也有能力让邪恶永存。我们除非意识到每个人都有能力犯下令人震惊的暴行，否则将无法理解是什么驱使一名杀手采取暴行。
彼得森经常告诉学生，他们除非能想象自己是臭名昭著的纳粹奥斯维辛集中营守卫，否则就无法完全了解自己或其他个体。虽然这个练习可能令人感到恐惧，但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杀手，让我们明白了，我们有能力成为恶棍、也有能力成为英雄。
寻找个人目的对抗部落心态
当虚无主义和部落心态把我们带入了这一阶段，大规模枪击案变得司空见惯，我们该如何阻止这种令人困惑的情況继续发展下去呢？答案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发现在此生中我们自己的独特目的是什么。塔兰特的观点完全依赖于部落畜群的意识。他显然对自己的“部落”充满狂热。尽管如此，他的任何观点都和找准自我定位和寻获自己的人生意义没有丝毫关系。由于缺乏任何真实的个人目的，他也向虚无主义这个真实的威胁屈服了。
部落心态将每个人简单化为他们所属群体的优缺点，而不是他们自己的个人属性，从而将人非人化。我们必须停止将彼此视为群体，停止将我们周围世界的罪恶归咎于这些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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