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与中国, 文章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能结合吗?

有的人认为,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既可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优势,又可以发挥社会主义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的优势,而德索托的文章说明这是一种幻象。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新古典均衡模式,这种模式对资本主义市场真实运行的描述是极为有限、极为贫乏和极容易引起混乱的。

Original Version (English)

作者:赫苏斯·维塔尔·德索托 (Jesús Huerta de Soto)

翻译:朱海就

在我们对兰格以及他的“市场社会主义” 学派其他成员的方案做了分析之后,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理论和实践上只有两种替代的制度存在:人们要么完全地享有发挥企业家才能的自由( 在一个除了承认和保护生产手段的私人所有权, 使人的行为和契约免受系统性的侵害所需的最低数量的传统刑法和民法规则之外,没有其他的限制这样一个背景中); 要么在几乎所有的市场和社会的广泛领域中,企业家才能都受到系统的、 普遍的强制,特别地生产手段的私人所有权受到阻碍。 对于后一种情况,在受影响的社会领域中, 特别是在与生产手段有关的领域中, 自由地发挥企业家才能是不可能的, 它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是, 在我们的分析中已经做了细致描述的“理性经济计算” 在任何的一个领域中都不可实现。

如我们已经指出的,第二种类型的制度使社会协调和经济计算不可能,社会协调和经济计算都只能发生在人的行为能够得到完全自由的发挥的制度中。“市场社会主义者”已尝试的是构建“理论的综合”, 其中既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其特征是对人的行为进行系统性的强制和生产手段的公有制),又把“市场”的存在保留下来, 这种努力的结果变幻莫测。由于意识形态的、浪漫的、道德的或政治的原因,他们硬是要拒绝抛弃社会主义,然而,由于米塞斯与哈耶克的批评对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们试图在他们的模型中引入市场,徒劳地指望把两者的最优点都结合起来, 以使他们的理想更为流行也更具有吸引力。

然而,社会主义者不想理解的是在任何的社会领域,尤其是生产要素领域中强行地限制人的自由行为,那么就足以使市场—— 社会制度的精髓—— 丧失协调的功能, 使之不能产生经济计算所必要的实践信息。简而言之,“市场社会主义者”不能理解的是, 不能滥用系统性的暴力来对抗人性的本质: 我们在任何时空、任何特定的环境下,自由行动的能力。

布鲁斯和拉斯基(他们自称为“天真的改革者”,并多年来支持“市场社会主义”),继Temkin之后,也认同米塞斯说的这番话:“这些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方案是自相矛盾的。至少,直到最近‘ 市场社会主义者’ 才理解这一点, 他们想消除生产手段的私人控制、市场交换、市场价格以及竞争。但同时他们又想把这些东西拿来组织社会主义乌托邦,好像它们都在,没有消失。他们希望人们象小孩玩战争、铁路或学校的游戏一样玩市场游戏。他们不理解,这种小孩子的游戏和它要模仿的真实事件是大不相同的……一个有市场和市场价格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如同一个三角形的方框一样,自相矛盾。最近, 安东尼·德·雅赛也用了类似米塞斯的这个例子,他生动地总结道,“市场社会主义”是“ 一个明显自相矛盾的词,非常象热雪、放荡的处女、肥胖的骨架和四方的圆形等词语。”

只有考虑下面三个因素, 我们才能揣度为什么对“不可能之事”的迷恋(所有“市场社会主义”都具有的特征)已经成为科学的兴趣和努力的目标:第一, 因为有激情的、浪漫的、道德的或政治的理由,他们有强烈的、顽固的政治-意识形态动机,不愿意抛弃社会主义理想;第二, 他们使用了新古典均衡模式, 这种模式对资本主义市场真实运行的描述是极为有限、极为贫乏和极容易引起混乱的,并且包含了所有必要信息都是可获得的假设,因此暗示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静态模型可以在相同的理论前提下运行;第三,他们明确地宣告, 对缺乏生产手段私人所有的环境中人的真实行为的理论分析, 他们干脆放弃研究, 甚至对这种研究进行谴责, 其借口是“ 动机” 和“ 激励” 不属于经济“理论” 考察的范围。

一些社会社会主义者,他们最多提倡引入“奖金”或“激励”制度( 粗糙地模仿市场中的企业家利润),然而这些人不理解,为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中的管理者不能象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一样行动——假如这些管理者要接受一般的命令去做某事, 或要求“以协调的方式做事”或“为了共同的利益”等等。(假如经济学家本人也犯了这个错误,那么我们又如何指望非专业人士呢?) 这些理论家不能理解,一般的指令,无论动机多好,是没有用的, 因为具体的决策须在面对( 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上产生的) 具体问题时做出。他们不能理解,假如所有的人都完全地服从于强制性的命令(不仅是“明显的”也是空洞的),要为“共同的利益而努力”或是要“协调社会过程”,或甚至“爱你邻人”,那么等待我们的将是“非协调的行动方式”、共同利益被违背以及对远近的邻人造成致命的损害。 这是因为,如那样做的话, 将不可能创造性地感知每一种具体情况下产生的不同利润机会,也不可能根据潜在的主观成本对它们进行评价和比较。

相反, 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却在不知疲倦地设计和完善经济科学领域中的另外一种范式;他们已经建立了—— 用正式的、抽象的(尽管是非数学的) 术语—— 一整套关于(真正的、非机械的)人类行为及其不同含义的理论。 这一理论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正是人类行为或企业家才能的发挥,它持续地发现新的目标和手段,并产生使理性的、分散决策,因而也使所有人之间的协调得以实现,并最终形成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网络具有可能的信息。特别是来自前东欧国家的理论家,他们越来越多地研究、评论并普及这一范式,他们认为米塞斯与哈耶克的理论研究更为中肯,并且对它们的引用要超过对那些著名的西方新古典理论家,诸如萨谬尔森,甚至芝加哥学派的成员,如弗里德曼的引用。 某种程度上,越来越多的前“市场社会主义者”正在抛弃他们原来的立场,这个正在发生的现象并不令人惊讶。“市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解决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的方案已经失败了,不仅理论上失败了,而且实践上看,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重复了多次的改革尝试也已经失败,结果一直为之辩护的理论家近来也不再把它作为一种可循的模式并全方位地抛弃了它。

(本文授权转发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评论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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