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25日,《米塞斯评传》新书发布会暨“经济学人”系列图书首发式在北京举行。众多知名学者和民营企业家参与本次活动,并对这本书的内容和翻译、米塞斯的学术思想、奥派经济学及其他经济学问题、中国改革、民营企业和中国经济发展等诸多主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以下为发言的部分内容。
米塞斯确实非常执着,一贯坚持,这样才能做出学问。本书没有回避矛盾和分歧。对米塞斯的理论概括得很好。这里主要谈均衡分析。
均衡有它的价值,不能丢。新古典经济学把均衡讲过头了,不是均衡不需要,而是新古典的均衡本身有问题。奥派也不是不讲均衡。均衡概念确实有好的一面。均衡是人的行为关系概念,和平衡不是一回事。均衡是事前,关于意愿的,而平衡是事后概念。静态均衡也有价值,没有静态,动态说不清楚。主流的完全竞争均衡,主流的分析是同质性的分析,如是异质的,那就不可能是主流的均衡。简单状态下有均衡,复杂状态下也有均衡。主流经济学仅仅是数量和价格的均衡。复杂状态下,不同质和不同量的均衡不是简单的新古典的均衡。正确的均衡的价格是实际的价格,但可能是错误的价格。总之,不能完全抛弃均衡。
冯兴元(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奥派发展了斯密的市场原理
翻译的错误,第59页,“门格尔的传奇”应该是“门格尔的思想遗产”。
黄春兴(台湾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可以先看《米塞斯评传》,再看《米塞斯大传》
柯兹纳写这本书,我觉得他除了在讲米塞斯之外,他还有一肚子的苦水。他在介绍沃恩(Vaugh)的时候,其他事情我不讲,米塞斯是奥派的南派,南派比较接近于罗斯巴德。柯兹纳写的一段非常可爱的文字,他说米塞斯的追随者有一种好斗的心理,他们相信自己是更纯粹的米塞斯主义者,有些是具有启发性的,对知识有益处,有些是令人失望,知识上令人沮丧,柯兹纳想吐露一些心中的苦恼。另外,关于柯兹纳,南派是先验主义,但不极端,举个例子,如果你真的知道外面有很多人的话,你可以坐在你的房间里。可问题是,如果你不出去外面看很多人,你在这里面怎么知道外面有人,怎么知道外面是怎么样的世界,我是看到外面是有人。他用的是主观主义。
柯兹纳讨论米塞斯,一直想要改革社会科学,或整个社会的一些现象。所有的科学都希望价值中立,如果你心中想价值中立,会不会陷入一个问题,既然价值中立你为什么要去改革,改革本身就是先入为主,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不好,柯兹纳花了很大的力气解释这一点。包括其他的米塞斯的学生也有同样的感叹,最后他的结论是说,米塞斯相信人,我们还是具有理性,有追求目标的行动者,我们还是有目标。既然有目标的话,再怎么样的激情都是作为一个人。可是你在思考的时候,那个时候一定要价值中立。
我看这本书之前,那时候还没有什么米塞斯传,各位可以从这本书开始看,先看这本,再看《米塞斯大传》。因为柯兹纳是可靠的。我知道柯兹纳这个人,我去读书的时候,他就有东西寄给我看,开始知道他干这些事情。
谌紫灵(海南出版社编辑):为什么要出这本书
一直策划做一套经济学家方面的传记,小开本,不用太厚,偏通俗,易于携带,其思想是偏向于市场经济的,而且对中国产生了一定影响(最好是与中国有一定接触的经济学家)——因为我们的市场经济也走了很多年了,但问题似乎越来越多,问题出在哪?也许可以从基础、从根源找起,而且这样的基础应该要让更多的人理解,特别是便于年轻一代们理解。现在年纪稍大一点的学者大多还是信仰干预主义的多,而且大多也对这个问题研究了大半辈子,要影响他们似乎也愈加不容易,所以便也许更需要一套契合大众的这样一套小册子——现在还是可以看到,大众与媒体的发声渠道比起以前也越来越多,我们更应该影响大众的观念——毕竟,哈耶克说得对: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依然是人的观念。
我们选择了从米塞斯开始,接下来会陆续推出蒋硕杰、哈耶克等经济学家的传记。那为什么要选择柯兹纳写的呢?除了著作长短符合,还因为他是当代奥地利学派掌门人,曾经的和现在的热门诺贝尔候选人。这本书版权的事也是走得很曲折,一度联系过他,感觉精气神不错,所以我们对他拿奖依然是可以期待的。
这本书首次出版于2010年,大概十年前。这一次我自己重读柯兹纳这本《米塞斯评传》,已经觉得柯兹纳对米塞斯的概括与刻画是相当靠谱的,也相当符合米塞斯本人的思想——当然我不大敢说是现代学者中最精准的,因为对其他现代学者了解得并不多——等会也许会有老师讨论这个问题,以我在这几年读的米塞斯,我是相当认可柯兹纳的。
刘军宁(著名政治学者):经济学家要有鲜明的政治正义观
岁数大的人有一点印象,80年代讨论过科尔纳,好多人把这个人就被忘掉了,你们没有人翻译过这本书。所以社会主义国家不产生世界级经济学家,更不产生世界级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为什么?似乎没有答案。
假如米塞斯在他59岁的时候没有离开奥地利,假如希特勒搞改革开放,米塞斯会干什么?米塞斯肯定写不出来社会主义,今天你们肯定用不着读米塞斯了,也不会写出自由与繁荣,自由主义,所以我们将会失去米塞斯。为什么会失去他?因为改革开放,因为米塞斯被希特勒的改革开放着迷了,任何对改革开放着迷的人都将落得米塞斯留在奥地利的下场。
我想到哈耶克的一段经历,哈耶克和皮诺切特,当时哈耶克是支持和一帮芝加哥学者是支持皮诺切特的,反对阿莲德的,阿莲德是通过选举上台的。但是皮诺切特是通过正面上台的吗?谁知道这段历史。我知道他是军事将领,但他发动的军事政变吗?皮诺切特只是接管了这个政权,并没有发动政变。皮诺切特和阿莲德区别在什么地方?阿莲德不要市场经济,不要财产权,不要经济自由,而皮诺切特用铁腕保障私有财产权,自由企业制度,经济自由。在这一点上,哈耶克面临艰难的选择,比米塞斯的选择艰难得多,因为米塞斯得益于希特勒不搞改革开放,如果希特勒搞改革开放,那米塞斯就要面临很大的道德抉择,现在这个抉择落到了哈耶克的身上,哈耶克支持不支持一个被骂为军事独裁者的人,哈耶克选择支持。因为哈耶克认为这个政权虽然不是完美的政权,但是通过选举上台的政权更正义。在没有更完美的前提下,他站在了相对正义的一边,而且后来证明他是对的,皮诺切特的改革是可以期待的,智利过度到一个民主选举的国家,现在智利走上了这个道路。
我讲这个话的意思是,经济学家,尤其是生活在不自由世界的经济学家应该要有向米塞斯和哈耶克一样,应该要有鲜明、清晰的政治正义观,没有这一点你可能会被遗忘,其次是被谴责。
回过头讲,改革开放在这个过程中,改革开放之初出现了一批中国的学者,现在中国学者的力量到底在哪。天天在写A刊论文。学者越来越矮化自己,成为科研处的奴才。改革开放,让学者的鸿鹄志都没有了。
另外,因为对经济学缺乏很多专业的思考和非常仔细的思考,使得经济学里面很多重大的问题没有很好思考。没有很好得到思考的结果,政府总是很容易出声。举几个例子,一个例子,我看到最近很多人跟我讲,中国农村好多人种好多果树,然后中国大丰收卖不出去,好多农产品都大丰收卖不出去。从理论上讲,劳动肯定是有价值的,卖不出去,物联网时代还卖不出去,田间地头荔枝五毛钱,卖到外面好几块钱,生产出来,到终端消费价格差别很多,中间商压低价格。这里面有很多经济学的道理。让果农直接和消费者对接,这个市场肯定是不好的。我就分到了一箱苹果,我们家另外一位还分到了酸奶之类的。现在好多工会都拿工会会费买好多东西。后来我们很多同事说买到了一个盒子,盒子包装很好,里面12个苹果,那个包装更好,我们想包装可能就赚了这个苹果主要的钱。因为没有市场就会形成租,租肯定要有一个途径实现,不能通过苹果实现,就会通过包装盒。
很多经济学家最后都去做国家产业规划,把经济学本身丢掉了。实际上改革开放就是政府主导的过程,经济学家转变为政府管理学者,但他还是号称经济学家我觉得是很大的问题。
米塞斯讲的很重要,行动本身不存在消费和投资的区分。
价格理论有两种,一是价格机制理论,二是消费者决定价格。两个理论,前面不是经济学理论,真正的价格理论应该是消费者决定价格的理论。把价格视为机制,那就意味着可以调,政府可以调高调低,价格跟人的行动没有关系了,宏观调控,房价调控都来了。
李炜光(天津财经大学教授,著名财政学者):奥派对认识财政学的学科性质有帮助
关于这本书本身的阅读,我主要感兴趣的是,我们如何来了解米塞斯的方法论问题,主要是第三段,前面我也看了,第三段重点看了。这一章我觉得难的,历来米塞斯的方法论不太受学术界待见,大家都不是太喜欢,不太追随。但是他这本书也提到了,67页,我们现在读的这本书和当初给我们电子版的页数不太一样,我对了一下应该是67页谈了“他的方法论对于他的经济学是具有关键性的”,他自己也非常看重。因为在人的行动之后,这本书告诉我们,米塞斯又出了三本书,这三本书有两本是解决方法论和认识论问题。另外,在《人的行动》里,约有140页,就是1/6的篇幅都是用来讨论米塞斯的认识论的基础。什么是认识论,什么是方法论?以前学过的东西一般认识论是通过某种方法探求一种事物,认识一种事物的方法,探求一种认识事物的方法,这就是方法论。而认识论和方法论是接近,但同时又有区别。
读第三章里面我重点做了笔记,第一,方法论,世界上有两个彼此分离的科学认知体,一个是自然科学,另外一个是人的行动科学,一个是物理的、化学的、生理的现象,一个是思想的、价值观的、表达的、感情的那一类的现象,一个是外在的世界,一个是人的内在世界,而且两个世界在米塞斯看来,它并没有连接起来,它是彼此隔离的,没有一个桥梁把他们连接起来。柯兹纳说这个思想看似很激进,但是并不激进。
第二,这本书提到米塞斯的敌人是谁,海就的译序提到,一是德国的历史主义,二是实证主义,对于我们后世,特别是对中国现实当中危害最大的是后面的,就是所谓的实证主义,一直影响到今天。中国在经济学上是后来者,后到者,西方经济学最近几十年才引进来。但是我们受实证主义的影响也是最重的,重灾区。把所有的主观主义的因素从学术探讨中排除出去,只剩下技术操作的层面,这个问题。比如说我所从事的财政学研究就是如此,财政学本来是一个综合性非常强的学科,既是政治的,也是经济的,也是社会的,既是整体的,也是个体的。所以财政学在上个世纪20世纪初的时候曾经兴起一个学派,财政社会学,就是把财政学当成综合性极强的事物分析,不能单打一这样一种方式分析财政现象。而且那种理论的起源也是奥地利学派,虽然不是米塞斯、哈耶克,是熊彼特的,大的范围也属于奥地利学派里边的。财政学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方法,慢慢到后来就被摒弃了,我们受美国的影响也很大,美国这些年财政学的研究走的就是技术路线,财政税收问题就是一种方法,一种工具,一种技术,一直是这样认为。所以我们在学科分类上把财政学在中国,把它分到经济学里,而且是在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在应用经济学里。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财政学,我们研究税收预算这些问题的时候,就出现了我们应该经济学的方法无法解释中国现实中的很多实际问题,就是关于财政学现在出现的问题,面对的问题,比如说房产税,房产税本身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政府的预算问题,它的决策,它编制预算,审议通过预算,甚至包括执行预算,都不在经济里。但是我们研究的方法,它只有应用经济学的方法,我们的学者一代代就是这样培养出来,无法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财政搀杂着社会、政治、经济、历史的学科,单打一用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是不适用的。它究竟属于哪个学科,属于经济学不对,政治学不对,法学也不对,后来说都属于,都属于是什么学科?所以我们这个学科正在讨论,一直争论不休的我们到底属于哪个学科,现在也解决不了。如我们的学者读一些米塞斯,读一些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可能就会能够开一些窍,能够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另外,财政学我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有思考,我也推荐我本人的文章,叫“跨学科与全球化视野下财政研究的多重面向”,这个收在论文集里。文章提出一个观点,财政自主性的问题,国家是什么,我们叫国家财政,对国家本身我们缺乏研究,国家是怎么处理它的财政问题,依据的是什么理论,用的什么方法研究财政税收问题,这个是我们现在需要考虑的。比如说我们对国家,国家的自主性问题是什么意思,我们一直认为国家就是国家,国家也有可能是由部分人组成的,一部分人操控的,这部分人我们就认为他们代表国家了,其实未必。他们也可能就是某一部分人,某个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然后他们操控这个国家来进行决策,我们以为这就是国家了,但并不是这样。国家本身应该有自主性,但是经常失去了自主性,是某些人操控的,我们财政学对这个是一无所知的。
刘业进(首都经贸大学教授):奥派是与统一的社会科学最接近的经济学
先验只是一个起点。“行动人”假设比“经济人”假设更大。主观要和其他主观进行竞争,企业家想象中的利润可能是错的。要接受生存检验。主观的与系统的价格,市场就是自然选择机制。主观主义推导出市场过程理论。导致产品,技术组织的进化,进入市场过程理论。不能把主观主义归结为成本收益递减。
米塞斯还需要发展。他的理论不涉及经济系统运转的其他条件,这些条件是不可或缺的,比如情感能力。同情,情感能力,在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中有丰富的论述。情感能力和理性能力结合在一起,才组成今天复杂的世界。米塞斯的东西还有很多需要补充。
良好的合作秩序需要什么条件,米塞斯没有给出完美的回答。不怪米塞斯,已经有大量的文献和进展。米塞斯哈耶克的经济学是与统一的社会科学最接近的经济学。
张群群(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阅读米塞斯的时代意义
今天我们再看当年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成果,以及米塞斯,可能会引发我们更多的反思,即使我们改革了40年,好像距离我们想要的市场经济还很遥远。未来怎么办,什么时候是头,还需要改40年吗?计划经济建立几年就建立起来了,后来经过调试,中国自己做了探索。但是总的来说,计划经济的确立是仅仅在几年之间就实现了。但是我们怎么改了40年还没有把它改掉,我们通过阅读米塞斯是不是能够让我们去发现,其实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有它非常致密的内核,这个内核在我们目前的情况下不管我们怎么改,总是能力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生产出来。你有了价格,有了市场,但是最核心的没有破掉,反而壮大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阅读一些经典著作的时候需要考虑的。
刚才刘军宁老师提到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经济学大家,他也提到科尔内,我们学经济的时候都是要学的。后来科尔纳的自传《思想的力量组》也提到,有一些他要表达,而且都研究出结论的东西是没有放进去的,因为要考虑到这本书的社会接受,发行的问题。后来整个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发生剧变以后,他在《通向自由经济之路》里对社会主义改革有更深入的反思,他认为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不管怎么改,他想搞的市场经济跟真正市场经济是不一样的,有相当大距离的,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当然我们对自己国家的改革还是很有信心,我们要突破这些极限。今年是关注改革开放40周年,我觉得读他的书会让我们思考,在去的那么多成就和改变的同时哪些方面还没有改变,而且和已经改变的方面相比,那些没有改的东西对塑造今天的一切,即使不是更重要的,至少也是同样重要的。
反市场有一个谱系:原教旨的,国家管理的,干预主义的等等。反市场与制度结合共同压抑我们想要的市场,对反市场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鲁照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消费者剩余理论是错的
米塞斯的观点不极端,体现在关于科学上的不妥协和政治上的妥协问题,政治是艺术,不是科学,这些方面都很有意思。附录部分是原书有的,不是自己加的,如果再版的话可以加上年谱,就是他的重要事件的时间,要是加这个更有意思了。
另外谈两点涉及到具体内容,张曙光老师也谈到,类似于市场化的过程。书里也谈到关于需求曲线,或者涉及到均衡问题。我有一次在讲消费均衡和需求曲线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消费者剩余理论是一个错误,因为它是以一种均衡的方式得出来的。这个消费者均衡为什么错误,因为它先找到均衡价格,把均衡价格以上和这需求曲线以下部分看做是消费者得到的福利。但没看到很多人不愿意出这个均衡价格,他们只愿意出低于均衡价格的价格,这意味着均衡价格以下的消费者的福利被剥夺了。这说明用均衡方法的局限。过去理所当然觉得很有道理,实际上完全不是。
第一,多跟草根了解,了解别人的需求,你不了解需求,我看老师的研究高大上,理论性强,这不是坏事,是好事。但光有这个肯定不够,因为你想的问题不见得是企业想的问题。要想我能不能提供给对他们有价值的东西,各位老师都是主观学派,是消费者主观需要的东西,你们问问我主观需要什么东西了,各位都没有。
第二,要提供小企业需要的产品。把小企业主脑子里把乱七八糟的东西清理一下。系统性、管理性、技术性的一整套东西,是过去中国教育没给他们的。小企业主有几个懂得基本的财务核算的。换句话说,他们数字化的经营完全做不到,怎么能长得大。要针对他们的需求开发出产品,制定出合理的价格,目前10年之内我们自己能生存就是合理,10年以后我们都有一个良好的未来,我觉得是这样的。
王忠海(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市场化改革一直在推进
奥派是经济学求是派。边际革命三杰中,真正能阐述清晰的,最好的就是门格尔。讲经济学的主线和主流,主线是正道,主流可不见得是正道。讲市场经济,首先替消费者想,你买的东西是不是很好的东西,同样,如我搞政策研究,你写的材料是不是认真,写的东西是不是高质量的,这也是对消费者负责。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比喻,意思不大。市场经济就是你我他,大家张三、李四、王五,大家聚在一起搞经济活动,要分工,要合作,这就是市场经济。法律的产权概念和经济学的产权概念不是一回事,不提供好的服务,你的财产就丧失掉了。结合中国实践,中国市场化改革一直在推进,如农村这些年搞的“三变”:资产变资本,资金变资产,农民变股东。
我下午想谈米塞斯把主观价值理论用于货币的意义。米塞斯的一个独特贡献是把主观主义方法应用于货币,使货币和其他的主观价值理论一致起来,建立了统一的经济学理论。货币是交换媒介,如这个交易媒介没能纳入到主观主义中,那么经济学就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交换学。
米塞斯把货币纳入主观价值理论框架之后,货币就成为“人的行动”的一个因素,不是外在于人的行为的。也即不是被外部力量强加于人的(像现在的法币),而是内生的,自发的。
相比之下,新古典经济学也讲主观价值(边际效用),但为什么走向实证,走向数量,走向远离社会科学的道路?就是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在主观主义的一个重要环节“货币理论”上是缺失的。它的货币理论是“客观的”,货币理论延续了古典经济学的数量论,或者说没有与主观主义一致的货币理论。非主观的货币理论必然导致两个结果:
一、客观主义的货币理论使经济学走向经验和实证(不是理论科学),不再是先验的理论科学。客观化的货币理论与经济学的实证化是密切相关的。主流经济学的货币理论是货币数量论,货币只是一个数量和数字,这也使经济学就变成了数字学,玩弄数字的学问。实际上米塞斯很清楚地指出,数学方法无法处理货币,这是因为货币是始终是进入个体评价,并且导致变化的动态因素。笔者认为,如一个人理解了货币,那他当然是要质疑数学经济学的。货币的主观主义方法是使经济学成为人文科学的一个重要前提。
二、客观主义思想的货币理论为货币的“工具化”背书,使货币变成宏观调控的手段,为凯恩斯主义这种干预经济学的出现埋下伏笔。
主观主义的货币理论才是自由主义的货币理论。新古典经济学家持有的就是客观主义的货币数量论和货币中性论,在他们的理论中,货币变成了数字,剩下的是如何最优地管理这个“数字”的问题了。这不仅使经济学走向数学化、数量化,而且使经济问题变成最优地管理数字的问题。有关市场本质的探讨被忽视。经济学的数学化,实证化与干预主义是一体的。
一句话,如把货币建立在主观方法之上的,那么干预主义是没有理论基础的。货币问题是经济学分歧的节点:走向实证,还是探寻本质?走向干预还是回归自由市场?要看在货币理论上采取的是什么立场,是客观主义的货币理论,还是主观主义的货币理论。经济学的去理论化,经济政策的干预导向都是不可避免的。
(本发言稿由朱海就整理,未经发言者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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