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应该客观、独立和热情地从事自己的科学事业，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经济教育。本文揭示了经济教育如何能够及且必须一方面传授科学的内容，另一方面充满道德的激情。经济教育开始时就如同点燃少数几根火柴，但渐渐会如同接力一般点燃越来越多的火柴，从而彻底照亮我们的世界。本篇是柯兹纳在经济教育基金会研讨会上的演讲稿。
作者：伊兹雷尔·柯兹纳（Israel Kirzner）
翻译：禅心云起
多年来，米塞斯对他所教经济学态度似有矛盾的这个特征，一直令我分外着迷。我坚信，我尊敬的老师，在他生活和工作中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可以为我们提供理解经济教育作用的钥匙。我也会为理解经济教育基金会的特殊角色和哲学进一步提出建议。
一方面，即使一个人阅读米塞斯时再怎么漫不经心，也会感受到他在宣扬自由社会的信息以及这样的社会如何依赖于自由市场时的激情（例如他的巨著《人的行动》近乎戏剧化的结尾段落。）另一方面，对米塞斯而言，经济科学的基础之一是价值中立，他主张经济学家从事其科学工作时必须秉持价值中立。他坚定认为，科学决不允许表达或揭示科学家的个人偏好或者价值判断。经济学家的研究需要客观而超然，以便抵达结论并让人接受，而无论各人所持个体意识形态有多么的千差万别。
“经济知识的本体，是人类文明结构中的基本因素；它是现代工业化和最近一两百年当中，所有道德的、知识的、技术的和医疗的成就所凭借的基础。至于经济知识提供给人们的这些丰富宝藏，今后是否被善于利用，或置之不用，这就要由人们来决定。但是，如果他们不能善于利用它，且不理睬它的教义和警吿，他们不会消灭经济学；将被消灭的，是社会和人类。”（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巨著《人的行动》结尾段落）
许多对米塞斯一知半解的读者不理解他在生活和工作中何以呈现出表面上矛盾的态度：激情和（科学的）超然，可以而且必须并存维持着，既不危害价值中立的纯粹，也不损及澎湃激情的炽热。
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它预测的真实性，并不取决于真相合不合我们的口胃。但这样的情况肯定消除不了预测结果之合乎或不合口胃。事实上，米塞斯的经济科学预测了中央计划的后果：不仅不合口胃、令人厌弃，还对于人类福利甚至于人类生存而言，都构成了悲剧性灾难。正是这一预见，点燃了米塞斯的热情。他，不作为科学家，作为人，为自己（如此准确！）预见到20世纪计划统制经济之不可避免的恶果而坐卧难安。
对米塞斯而言，经济教育是我们用来警告人类这些可怕后果的唯一工具。这种教育的内容是科学。这些内容必须以严格和利益无涉的客观态度来证成。然而，这种教育之目的是为了促进人类目标（毕竟任何人类活动，包括科学活动，都必须以某些人类目标为其目的）。就经济学而言，人类目标对人具有如此压倒一切的重要地位，以至于热切关注是情势上难以避免，道德上也理所当然的现象。正是这种令人着迷的严守客观与热切关注融合到一块，成就了米塞斯生活和工作的特征，我认为，这也明确勾勒出经济教育基金会的理念。
但为什么需要经济教育呢？为什么我们就不能靠有思想的公众去认识经济学真理，而非要刻意地、有组织地努力启蒙公众呢？我们可以辨别出两个相互关联的理由：
首先，总体而言，经济学结论是反直觉的。如果没有严谨的指导，再怎么聪明的外行人，也很可能接受那些“明显的”政策处方（经济学相反揭示了这些处方往往会产生完全令人不可接受的后果）。
其次，经济学结论的推理非但无法做到不证自明，而且实际上涉及的见解如未经训练，就极可能错失其精妙之处。经济教育并不一定要耗时费力——但为了把观察和理解世事的新方法介绍给聪明的外行人，经济教育就仍然有其必要。让我们接下来处理这两个令经济教育成为必要的根源。
经济学的反直觉结论
反直觉结论当中最重要的方面，可以简洁表述如下：
首先，尽管在自由市场经济中个人有决策自由，但在经济现象中确实现出了“像定律一般”的规律性：社会一旦忽略或藐视这些规律，就给自身招祸取咎。
其次，这些规律在自由市场中表现为强劲的趋势，朝着指导稀缺资源：
1.投入消费大众给予最迫切和最高度评价的那些生产部门；
2.投入从消费者角度看必须被描述为最有效率的那些生产方式；
3.依照市场的结果，这样稀缺资源所有者的报酬就表达了消费者所判断的那些资源各自相对的生产价值，从而刺激所有者将他们的资源和禀赋投入到高效的消费者服务中去。许多人认为：这些结论和教科书常谓之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学说是一致的。
这些结论是反直觉的。过去两个世纪，很多聪明、善意的人简单认为真相和这些结论恰好相反，断定为了避免经济混乱、无序和社会低效，政府对市场活动的计划控制就是至关紧要的。诚然在新古典经济学兴盛时期（比如说1890年和1930年之间），专业观点压倒性倾向于“看不见的手”的结论。主要经济思想流派（不包括德国历史学派）赞同这些结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德国历史学派之垂死，在米塞斯看来，所有学派经济学家对市场的理解都几乎趋于一致了。否认这些结论，似乎只是揭示了一个人的教育中存在欠缺。
在20世纪中间这几十年里，这种一致性迅速瓦解了。1935年至1970年之间主导性的正统观点迫切支持对市场经济的中央计划干预（实际上它相当看好社会主义的效率可能性，即使是它最纯粹的形式），无论居于宏观经济理由还是微观经济理由。正统观点这样认为：为了避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预测的不稳定性，在宏观层面需要这种干预；为了避免理论家预测的不完全竞争和/或外部性的扭曲和低效，在微观层面需要这种干预。
奥派经济学从未放弃和新古典经济学早期共享的核心结论。事实上，米塞斯和哈耶克在这几十年黯淡时光中，极大加深了奥派的经济理解（市场如何运行以及如何引发了提升效率的良性趋势）。他们证明了（尽管实际尚未十分明确）奥地利学派之于企业家作用、竞争过程和知识发现过程的见解，是如何对经济学职业中新干涉主义正统观念在宏、微观层面的关注作出了有效回应。他们的研究和教学，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孤独岁月里，给随后1/4个世纪奥派经济学温和而重要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经济教育，目的在于启发有思想的非专业大众理解经济学这些重要但至今还违反其直觉的含义，肯定有宝贵的作用要发挥。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我们已经辨析出来的第二个理由（引起经济教育之必要的原因）。
经济推理的主观主义与精微奥妙
经济理解并不要求复杂的技术实力。然而，它确实需要一种对于人类行为和社会交往观察方式的领悟。这种方式起初会让许多人觉得相当奇特而生疏。经济理解需要一个人从精微有别于非专业人士之习以为常的角度，观察经济活动所关注的“对象”：货币资金、自然资源、资本设备、半成品流、准备交付给消费者的成品。
举个例子，简单的交换行为。市场交换这一幕在未经训练者眼中，难免推测发生了等价值物品的交换。当我以20美元买到一餐饭时，我为了食品和服务放弃了一张具有20美元市场价值的20美元钞票。经济学家眼中这一幕完全不同。对我来说，这餐饭的主观价值比我要放弃的20美元钞票更重要。对于卖给我这餐饭的餐厅主人来说，这餐饭的价值要低于他希望从我那里得到的20美元钞票的价值。所以这个简单交换的一幕，从消费者和供应商的前瞻性判断中，必已意味着在这次交换中创造了新的额外价值。这种基本洞察力，对于经济推理和理解是非常基本的，对于生意买卖和日常活动的世界则显得古怪而陌生。
事实上，这种“主观主义”见解的精微奥妙，常使分析者避开复杂数学工具。他们的训练及其分析工具的范围，导致其专注于这些场景中交换的对象，而不是包含在这些场景中有目的之行动所表达的人之动机。在现代数理经济学中，总的来说，一直是这个“盲区”，往往使人们对预期和知识在经济决策和市场过程中的作用令人意外地感觉迟钝。
如果没有主观视角赋予的精微奥妙，市场过程似乎就会由无穷无尽的一连串交换构成。然而，从主观角度来看，就有可能（如确实并非不可避免地）意识到市场过程涉及到市场参与者的相互发现过程（用哈耶克的话）。就有可能意识到更胜一筹的企业家展望未来的眼界之深，且可以期待这种眼界能够不断（朝着受到更精确评估，或至少对潜在现实更新评估所启发的方向）重组现有生产模式和市场交换模式的影响之广。
不仅在经济推理中所教导的主观视角，提供了对市场现象和市场过程更新更深入的理解，它使我们能够从更全面通盘的制高点上判断这些现象和过程。公众舆论中向来最为普遍的谬误之一，是一个参与者从一项市场交换中获得的收益必定是从交换对手那里掠夺和扣除的。这归结为，如果我从我和邻居的交换中获益，那么这种利润只能源于邻居的预计相应损失。
这当然是种基本经济见解，但一个人往往彻底忽视了这样的观点：实际上我的利润必定（至少预料之中）伴随的不是交易对手的损失（好像“零和游戏”），而是交易对手的利润（“正和游戏”）。毕竟人除非有利可图才会参与自愿交换。经济推理的主观基础所引入的这种十分新鲜的观点，常常（正确地）引发经济学初学者提供革命性的新见解。不必冗长啰唆地培训，就可将这种视角介绍给初学者。不过，经济教育显然在这方面发挥着“革命”作用。
经济教育与经济政策
一位杰出经济学家带着挑衅宣称，经济学家作为科学家，没理由对经济政策（或其他任何事情）发表规范性的声明。乔治·斯蒂格勒有些居心叵测地断言，发表这样的声明就等同于参与了“布道”。作为一个公民，经济学家当然可能对经济政策的后果表示失望；他可能会憎恶这些后果。但斯蒂格勒认为那些启动和执行这些政策的人显然希望得到这些（其他人正厌恶地看待的）后果。
我们没理由推测那些启动或执行政策的人不知其所为产生的后果。反对这些政策，那就不过是在断言那些有权发起政策的人，拒绝承认（比如说）这些政策的后果确实是可憎的。斯蒂格勒强调，这种反对只是在布道而非参与科学对话。本次演讲中阐述的立场（以及我建议经济教育基金会一贯采取的立场）彻底拒斥了斯蒂格勒的论点。
他的论点有赖于这一前提，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假设那些采取行动或政策的人，会在这些行动或政策的可能后果到来之前，预先正确地意识到这些后果。但是，正如我们在这里所论证的，事实上，由于纯粹的经济无知，善意决策者可能完全不知其所为实际可能产生的结果，恰恰与其意图实现的结果相反。曾有人将经济学家的工作定义为对人们的警告：他们的努力是何时以及怎样背道而驰的。
我的老师，米塞斯，在他关于价格管制的讲座中这样说过：“立法者通过的这些法律不好，不是因为我（米塞斯）不喜欢其结果。这些法律不好，是因为会产生他们（立法者）自己不喜欢也不想要的结果。”换言之，经济无知盛行，导致选民和政治家赞成那些只能让自己追悔莫及的政策。经济学家在提供政策建议方面扮演着一种角色：这个角色决不是什么布道者，而是各种替代政策（选民和立法者必须从中选择其一）分别带来什么相应后果的分析者。经济教育对这一角色来说关系深远重大。这让我们回到演讲开始时描述的矛盾：激情和严守价值中立这对矛盾同时渗透到米塞斯的生活和工作当中。
以激情来追求严谨定义的经济教育
如果像米塞斯那样认识到，形形色色的中央计划如何可能降给人间灾难性后果，那么显而易见，在公众中传播从根本上说是科学的经济理解所具有的那种满怀激情的冲动，无论如何都不意味着矛盾。经济无知的现象是如此广泛，其后果又是这般可怕，以至于减少这种无知的目标，就成为了具有独立伦理价值的目标。但是，减少无知的经济教育，必须基于严格、客观、科学的内容，不掺进它本身的意识形态或道德说教内容。正因为有必要“说服”（即教育）普通公众，传播给公众使之信服的见解，就必须具有客观性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公正性。
想要增加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及范围的公共政策，如果在立法和行政层面的对抗中势将取胜，那么加深公众的经济理解就必定是当务之急。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认识和尊重道德激情与科学超然之间微妙的交会处。
我们一向主张，经济教育（这家基金会的存在理由）和“自由至上”意识形态或言论之间存有根本的区别。前者不是，也肯定不是，后者的纯“公共关系”表达。基金会及其支持者以之做出承诺来寻求促成本身目标的合理道德甚至激情，不需要（事实上，也惧怕于）损害经济教育内容之超然性和客观性，而传播这些科学内容构成了基金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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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榮政治經濟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