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信仰与自由

哈耶克论阿克顿

我几乎可以坚信,许多坚定信奉阿克顿在其作品中阐发的那些理想的历史学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社会研究者,会成为恒久的伟大力量。

作者: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

整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评论

任何形式的合作,除非合作者已经就一系列共同价值达成共识,确立了共同一致的纲领时,否则都是不可能达成的,但值得怀疑的是,为了达到合作目的而草拟的纲领是否真的能够达到促成合作的目的。不管起草人的技巧有多高,没有哪一份简短的声明,能够对我心中的一系列理念给出一个让我满意的陈述,或者也不太可能把相当数量的学者团结起来。比起这种临时设计的纲领,看起来更加有效的做法是借助某位伟大人物,某位能够高度体现所要建立的学社必须为之奋斗的美德与理想,这样的伟大人物的名字就像一面旗帜,所有认可他所代表的美德与理想的人们将会团结在这面旗帜下。

我认为有一个人的名字刚好满足这个要求,他好像就是为这个目的而生的:没错,我想的就是阿克顿。今天我想向大家提出的建议是,“阿克顿学社”将是帮助这个国家、德国甚至其他国家的历史学家完成任务的最合适机构,我正在勾画其大致的蓝图。阿克顿身上汇聚了诸多特点,这使得他作为那种理念的象征,几乎是唯一合适的人选。从他的教育看,他是半个德国人,从他作为历史学家所接受的训练来看,他不止是半个德国人,由于这一原因,德国人把他视为他们中的一员。同时,近代思想史上没人能像他那样,将伟大的英国自由主义传统与欧洲大陆自由主义传统的精华联合起来。所谓“欧洲大陆自由主义传统的精华”乃是指在谈论“自由”时,“自由”通常是从它真正的、全涉的意义上来加以使用的,即对个体来说,个体自由是最高价值,他“不能沦为实现更高政治目的的手段”,而不像阿克顿所指出的那样,是“次等自由权利的捍卫者”。

阿克顿在各种情势下,都会极端严格地应用他那普遍的道德标准,有时这在我们看来是一种错误,但是,如果我们把赞同他的一般性观点作为选择标准的时候,那么将会发现这是极有益处的。在战争之后,理念为我们所真诚认同,同时还是没有一个英国人会不愿意与之握手的那种德国人,这样的人,我不知道除了阿克顿,我们是否还有信心找到另外一个。尽管他从德国汲取了很多东西,但我认为,他不仅比许多纯粹的英国人更彻底地摒弃了德国人身上所有让我们憎恨的陋习,而且他比大多数人更早也更清楚地认识到德国发展过程中的危险之处。

在我对阿克顿的政治哲学有更多讨论之前,我还想说一说他的名字对于实现我们的目的所具有的其他一两个好处。首先,阿克顿是一个天主教徒,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但是在政治问题上,他一直都与罗马教廷保持完全的独立,尽量不受它的影响,并且,在判断他最为推崇的制度——罗马天主教会——的历史时,他仍然坚持严厉的道德标准,从未畏缩。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原因假如要在既非“左”也非“右”的广大群众中培育出一种较为自由主义的观点,那么任何这方面的努力都必须小心谨慎,以避免对大陆自由主义所具有的宗教特征产生敌视态度,这种敌对态度曾使许多正直的人转而反对任何形式的自由主义。阿克顿的天主教徒身份之所以是优势,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德国真正反对希特勒的声音中,天主教发挥的作用举足轻重,以至于任何组织,只要其本身是不信奉天主教的,那么根本无法使虔诚的天主教徒与他们合作。因此,除了罗马教廷外,没有哪一个组织能够在广大的中间阶层获得如此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的大小往往能够决定它的努力是否能够取得成功。从人们能够读到的为数极少的德国战争文学来看,我们几乎可以这么说,如果德国还有什么自由主义精神的话,那么这种精神基本上也都是存在于天主教群体中。尤其是就历史学家而言,几乎可以肯定地说,相比于大多数其他的德国历史学家,至少还有一些罗马天主教历史学家(我特别想到了弗兰茨•施纳贝尔(Franz Schnabel)和他的《十九世纪的德国》)摆脱了民族主义的毒害和对强权国家的崇拜。

除了上述的原因外,还有一点,使得阿克顿的政治哲学,对处在战后那种思想状态中的很多德国人格外有吸引力,那就是雅克布•布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作品的流行,几乎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他的作品在德国非常受欢迎。尽管布克哈特因其浓厚的悲观主义而不同于阿克顿,但实际上他们有许多的相似之处:首先是对权力为首恶的反复强调,其次是对中央集权主义的反对与对小且多民族国家的认可。看起来,不仅把布克哈特,还把他的同道中人——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与阿克顿的名字并提将是一件极为可欲的事,不过不是在学社的名称上,而是在学社的纲领上将他们的名字并提。这三者名字的并提,应该比阿克顿一个人的名字更能够体现某种基本的政治理念;在这种理念的启发下,历史学能够给未来的欧洲提供它需要的政治再教育。这也许是因为此三人比其他人更好地继承了伟大的政治哲学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传统,如阿克顿盛赞的那样,“他最耀眼夺目的时代,就是英国最光辉灿烂的时代”。

为了说明我选择阿克顿勋爵,并主要以他的名字象征我们要为之付出的那种努力的原因,我须向诸位阐述一下阿克顿勋爵的历史观和政治哲学的概要。虽然这是一件值得为之付出努力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近来已有一位德国学者已经着手尝试了),但我不可能在几分钟之内予以清楚地说明。我所能做的,只能从我私人收藏的阿克顿选集中挑选一些他文章的段落给大家听,这项段落十分典型地表明了阿克顿所信奉的信念。尽管这种摘选的方式会给你们一种片面且过于“政治化”的印象,虽然这都不是我们所欲求的。

我先简要地说明阿克顿对历史的见解。“我的历史观是”,他写道,“历史观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相同的,不能从特别、独特的立场出发去处理”。这不仅意味着真理的唯一性,还表明了阿克顿对道德标准普遍有效性的信念。下面这段话,我想会让大家回忆起阿克顿那篇著名的就职演说:

当我对各位发出如下劝诫:不要轻视道德的传播性或降低操守的标准,要用支配着你们个人生活的最终准则去评判别人,不要让任何人和任何事,逃脱历史有权施加于邪恶之上的永恒惩罚的时候,流行的舆论就会对我施加压力。减轻罪行和放松惩罚的请求始终都是存在的。

阿克顿在给他的同事的那封著名的信件中更加充分地阐述了他的观点,我本应该详细地引用,但我在这里只能读一两段。他在信中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对伟大历史人物的判断:

必须不同于对其他人的判断,而且对伟大人物应当采取一个有利于他们的假定,即他们是不会犯错误的。如果存在着假定的话,它却是不利于权力拥有者的,权力越大,越是不利。历史责任必须弥补法律责任的缺憾。权力趋于腐败,绝对的权力趋于绝对的腐败。大人物几乎总是坏人,即使他们是在施加影响力而不是行使权威时也是如此。当你用自己的行为增强上述趋势或权威造成的腐败真的出现时,就更是如此。最为有害的异端邪说,莫过于那种认为官职可以使在职的人变得神圣的观点。这一点正是否定天主教教义的人和自由主义的敌人臭味相投,乐于宣扬的。

并且,他总结道,“依我之见,道德法典不可变更的公正性,是历史学具有权威、尊严和功用的秘密所在”。

我对阿克顿的政治哲学的解读肯定是相当的不系统、不完整的,因为我的摘选主要是根据所选的内容是否与当前的情势相关,以及是否与我刚才所阐述的内容相关。我想我应该给出一些不带我个人评论的引文,相比我刚才引用的那些常见的段落,我期望它们能够带给诸位更多的新意。近来发生的一些事情使得我们更容易理解这些引文中某些文字的意义,比如下面这段话对我们现在所说的“极权主义”进行了讨论:

无论何时,只要某个单一的明确目标成为国家的最高目的,无论该目标是某个阶级的利益、国家的安全或权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还是对一个抽象观念的支持,那么国家走向专制就是不可避免的。惟有自由是个例外:自由的实现要求对公权进行限制,因为自由是惟一使所有人都受益的目标,而且不会有人真心实意地反对它。

再如:

真正的民主原则,即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凌驾于他人之上,却被理解为任何人都不能限制或规避其权力。真正的民主原则,即人们不应该被驱使去做他们不喜欢的事,却被理解为人们绝不应该被要求去容忍他们不喜欢的事。真正的民主原则,即每个人的自由意志都应尽可能地不受束缚,却被理解为集体的人民的自由意志应该被无条件地束缚。

又如:

一种将自由定义为某种单一的权利(一种做事实上你有权力做的任何事的权力),与一种用某种不可更改的权利保障自由,并且把种自由建立在既非人们发明也非人们所能舍弃的那种真相之上的理论,是不可能在同一宪法中同时成为构成性原则的。绝对的权力与对权力实施的限制是不可能共存的。这只是真正的自由精神与得到最巧妙伪装的专制之间所进行的古老争斗的一种新形式。

最后:

自由有赖于分权。而民主则倾向于把权力统一起来。要想分解权力部门,就必须分立其源头,也就是说,必须维持或创造单独的行政机构。从增进民主的角度看,受约束的联邦主义可能会抑制集权与中央集权。

阿克顿最重要的观点(因过长而无法引述),是在那篇关于民族性的文章中,在那篇文章中他勇敢地挑战了主流学说,(如约翰•穆勒所表述的)“政府的边界与民族的边界大致上保持一致,一般来说是自由制度的必要条件”,阿克顿认为“同一国家之下若干民族的共存不仅是自由的检验,而且也是自由的最佳保障。它也是保障文明的一个主要手段,正因为如此,它也是自然的、符合天意的秩序,它比作为近代自由主义之理想的‘民族单一性’更为进步”。 但凡是了解中欧的人都会认同,除非上述那些观念最终胜出,否则根本不可能指望那里出现持续的和平和文明的进展;他们也会认同,阿克顿倡导的那种联邦主义是解决该地区所面临的问题的最具可行性的方案。

不要妄论这些理念就是乌托邦,因此不值得为之奋斗。恰恰是因为这些理念只能在较为遥远的将来才能实现,所以才能引导历史学家,使他们免于卷入到激烈的党派纷争中去的危险。作为一名老师,历史学家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今后数代人的政治导师,他一定不要使自己受对当下之事的可能性之考虑的影响,而是应该关注于如何使正直的人可欲的事情成为可能,虽然这样的事在目前的观念状态下还不具有可行性。这是因为,无论历史学家本人是否愿意,未来的政治理念定是由他们来塑造的,因此,历史学家本人应该被更高的理念所引导,并且不受当下的政治争论的影响。引导历史学家的理念层次越高,他就越是能够与以即时目标为目的的政治运动保持距离,越有可能在长期中使这个世界目前尚没有条件实现的许多事情成为可能。只要我们保持长远的目标,那么我就不相信,我们的影响力就不如当下流行的“顽固的现实主义者”的影响。

我几乎可以坚信,许多坚定信奉阿克顿在其作品中阐发的那些理想的历史学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社会研究者,会成为恒久的伟大力量。但是,你们也许会问,任何一个正式的组织,比如我建议成立的“阿克顿学社”,能够为这个目标做出什么贡献?对此,我的回答是,我对学社本身的行动并没有很高的期望,我期待的是在不久的将来,学社在帮助无数个体实现跨国交流方面大有作为。我毋需再次强调,我们所能给与的帮助或鼓励,很大程度上是不应当由官方或政府提供的。但是,处于孤立状态中的人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很难有什么作为的。他试图凭借他自己的努力寻找他希望与之合作的另一方,他将遇到非常大的纯技术困难。而社团(或毋宁说会员经过挑选的俱乐部),将会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很大的帮助。

[注]本文是哈耶克于1944年2月28日,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向政治学社宣读的论文的一部分。

(本文授权转发,首发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评论微信公共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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