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与中国, 文章

为什么伊瑟雷尔·柯兹纳应该获得诺贝尔奖

2014年秋天,坊间开始出现柯兹纳(Kirzner)和威廉·鲍莫尔(William Baumol)教授有机会成为诺奖候选人的传闻。传闻的源头来自于一家名为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的专业信息提供商,而汤森路透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在于学者对这两位教授作品的援引数量。尽管我们无法了解汤森路透使用的数据库,但是为了便于读者自行查证,你们同样可以借助谷歌学术搜索柯兹纳和鲍莫尔教授,也能够了解到他们在学术界所具有的影响力。

Original Version (English)

作者:彼得·伯特克(Peter J. Boettke

翻译:屠禹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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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莫尔教授的相关贡献如下:

  • “Entrepreneurship: Productive, Unproductive, and Destructiv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5) 1990: 893-921,引用量为4641次;
  • Contestable Markets and The Theory of Industry Structur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2 (coauthored with John C. Panzar, and Robert D. Willig),引用量为6454次;
  • “Contestable Markets: An Uprising in the Theory of Industry Structur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2(1) 1982: 1-15,引用量为2455次;
  • “Entrepreneurship in Economic Theor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8(2) 1968: 64-71,引用量为1581次。
柯兹纳教授的相关贡献包括:
  • Competi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引用量为7550次;
  • “Entrepreneurial Discovery and the Competitive Market Process: An Austrian Approach.”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5(1) 1997: 60-85,引用量为3273次;
  • Perception, Opportunity, and Profit: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Entrepreneurship.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引用量为2604次。

同哈耶克等诺奖得主相比,哈耶克的名篇《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得到了13935次引用,他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和《自由宪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分别得到了超过8000次的引用。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货币政策的作用》(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的引用量只是略微超过了7000次,而他同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合著的《美国货币史》(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的引用量不到8000次。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同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合著的《赞同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The Calculus of Consent)的引用量超过了10000次,而在他的作品中,引用量位居第二的是《俱乐部经济理论》(An Economic Theory of Clubs),仅为3800余次。

所以,从汤森路透的判断标准来看,这些传闻也并不是全然不可信的。鲍莫尔和柯兹纳早已被瑞典授予国际企业家精神与小企业研究奖,以表彰他们在企业家精神领域的贡献。如此看来,出现这样的传闻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并不会真的发生,尤其考虑到柯兹纳教授在经济学门外汉眼中的地位则更是如此。鲍莫尔和柯兹纳教授都未能在2014年10月收到得奖的通知,也确实让人哀叹。我唠叨了这么多,只是想借此说明为什么鲍莫尔和柯兹纳教授本应该,或者说希望他们未来能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尤其要说明为什么柯兹纳在我们理解竞争行为、产业组织和企业家的市场过程等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应当得到重视,同时我也要告诉大家,柯兹纳的作品为我们未来研究价格理论和更一般化的市场体系搭建了良好的平台。

在柯兹纳所有的洞见中,我最想强调的是他对竞争行为的竞争性本质和市场过程的认识。在分析市场理论和价格体系的运作的过程中,他提出了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确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面对纷繁复杂的经济行为,柯兹纳探讨了什么样的制度环境能让市场经济促使个体通过贸易实现互惠,促使人们不断地从创新发明中获取收益,创造出一个经济不断成长和繁荣的体系。

自利和看不见的手

在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学家们始终在探寻如何将人性自利和看不见的手这两个主张协调在一起。亚当·斯密(Adam Smith)之后,许多经济学家在阐述自利和看不见的手的关系时,要么提出严苛的认知假设,要么假定无摩擦的外部环境,以致无法协调两者。由于一部分经济学家拘泥于所谓的人类认知缺陷和各种假想的摩擦,他们甚至认为自利和看不见的手根本无法相互协调。

因此,在二战之后,政治经济学在讨论政府角色时逐渐将目光投向了“完美市场”假说或者各类衍生于完美市场假说的理论。柯兹纳从他职业生涯伊始,便在不断回应人们对看不见的手、人类理性、垄断现象、外部性的普遍性等错误认识以及各种从教科书的理想化的完全竞争理论中推演出来的错误结论。

面对人们对市场经济的批评,经济学家一般通过两种方法予以反击:首先,通过对概念的明晰,经济学家向人们阐明看不见的手运行的条件,并指出批评者们的理论基础是错误的;其次,经济学家们可以阐明,人们从教科书中理想化的完全竞争模型推导出的结论并不能阻止价格系统发挥协调生产和消费的作用。人们必须在特定的制度条件下才能根据看不见的手的指挥追求个人的利益。这些制度条件由产权规则和契约规则组成并受到这些规则的强化,为人们的经济互动行为提供了外部的框架。

在柯兹纳教授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同时运用了上述两种方法回击人们对市场的批评。事实上,在他职业生涯的较后期,他还发表了一篇名为《市场的局限:真实的和想象的》(The Limits of the Market: The Real and the Imagined,1994)的文章。明晰概念对于理清人们为何误解人类理性、外部性以及垄断势力等问题大有裨益;而市场在为行动个体提供激励,促使他们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以应对变化万千的环境的过程中所展现出的稳健性也为纠正人们的误解带来了很大帮助。柯兹纳教授绝没有复述在想象中构建起来的完全市场理论,而是迫使经济学家仔细考察经济系统的动态特征以及构成经济环境的外部框架的作用,理解这个系统如何不断地演化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现阶段的“低效率”对于某些个体而言意味着未来的获利机会。他们努力改进低效率,并使经济系统朝着更少“犯错”的方向发展。如果那个关键性的决策者并未采取必要的行动调整低效率,那么其他的个体将会取代他们的位置,资源将被重新配置,一个能够更好地协调市场参与者不同计划的交换和生产模式将会出现。柯兹纳的理论并不关注限定条件下求解最优值,而是关注警觉的、创造性的行动个体,他们不断发现能够从贸易和创新发明中获得更多收益的方法。

柯兹纳和米塞斯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是柯兹纳的学术导师。1930年2月13日,柯兹纳出生于英格兰,并于1940年随家人迁居南非。1947年,柯兹纳在南非的开普敦大学求学,但在最后一学年移居美国。1954年,柯兹纳从布鲁克林大学毕业,并决定在纽约大学攻读商业硕士学位,潜心学习会计学。1955年,柯兹纳被纽约大学授予MBA学位。修完所有MBA课程以后,柯兹纳想挑选一些有挑战性的选修课,因此他在教职工名录上查找那些著书丰厚而又名声斐然的任课教授。正是在那份名单上,柯兹纳看到了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这个名字。柯兹纳曾经无数次说道,他的同学甚至指导老师都劝他不要上米塞斯的课,因为他们认为米塞斯是个落伍的怪老头。

但柯兹纳还是选择了米塞斯的课程,也正是这个选择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在那段时间,柯兹纳还同时在学习斯蒂格勒(Stigler)的《价格理论》(The Theory of Price,1952)。这本书所讨论的是个体如何在各种限制性条件下做出选择以及完全竞争模型的思维方式。而在米塞斯的研讨班上,他读的是《人的行动》(Human Action),并认识到个体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做出决策所面临的煎熬以及市场并不是一个地点或一个事物,而是一个过程。米塞斯的观点启发了柯兹纳,他从米塞斯和斯蒂格勒那里学到的知识激发了他的想象力。这一切改变了柯兹纳的学术道路,让他从一个专业的会计人员转变为一位学术型的经济学家。起初,米塞斯看到了柯兹纳身上的潜能,建议他去霍普金斯大学求学,并同弗里兹·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这位更加年轻,与同时代的学者保持广泛专业联系的经济学家一起做研究。米塞斯甚至为柯兹纳安排了奖学金以支持他的学业。但是,柯兹纳仍然选择留在纽约大学,并在米塞斯的指导下于1957年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他收到纽约大学的邀约,聘请他担任纽约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柯兹纳一直在纽约大学任教,直至2000年退休。

柯兹纳的第一本书《经济学视角》(The Economic Point of View,1960)是其博士论文的扩充。编写《经济学教育的基础》(The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的贝蒂娜·比恩·格利夫斯(Bettina Bien Greaves)年复一年定时去纽约大学参加米塞斯的研讨班,并认真做着研讨笔记。笔记的一部分内容记录的是米塞斯抛给学生们思考的一些研究思路。格利夫斯在1950年11月9日那天记录的一个研究思路是:“(我们)需要一本经济学书籍,它能反映经济学从关于财富的科学演变为关于人类行动的科学的历程”。而这个话题正是柯兹纳的博士论文以及第一本著作所要探讨的。《经济学视角》仔细而严谨地梳理了从古典经济学家(他们把经济学视为关于财富的科学)至现代经济学家(他们将经济学视为有关人的行动的科学)的经济思想发展过程以及这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学所赋予的含义。而这本书的核心章节则详细论述了由米塞斯发展出来的人类行为学(Praxeology)。

米塞斯的人类行为学的重要性

柯兹纳认为,米塞斯之所以对经济学各个领域都有独特的贡献,在于他发展了人类行为学,并自始至终以人类行为学的视角看待经济学。“作为一门关于人类行动的科学,如果经济学理论能够在米塞斯那里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那是因为米塞斯对经济学理论所具有的人类行为学的特征的理解使得经济学理论的各种命题都具备了认识论上的合理基础,从而让经济学理论本身得以成为一个系统性的整体”(Kirzner,The Eonomic Point of View,p.160)。

作为人类行为学中发展得最为完善的一个分支,经济学的研究必须从思考人的行动的本质开始。“目的不仅仅是某种‘需要被纳入到考虑中’的事物,它本身为人的行动这一概念提供了唯一的基础”(引自同书,p.165)。边际效用、机会成本、供求法则等经济学定理都是从人的行动都是有目的的这一论断推演出来的。经济学理论不是一组可被证明或证伪的假说,而是一组概念性的工具,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经验世界。

相较于物理科学,人类科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对各类现象的研究本质上是对人类的目的和计划的研究。正如米塞斯的学生马克卢普曾经说道:“如果客观事件本身会说话那该怎么办?”研究人类的科学家能够把人的目的同他们正在讨论的现象联系起来。事实上,如果人类科学家真的希望让自己研究的现象能够被理解,他必须考虑现象背后的人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可以理解那些不停被易手的小金属片和小纸片是“货币”,是因为我们考虑了各个交换者的目的和计划。人类科学家能够并且必须依赖于有关其他个体的理想类型化(ideal typifications)知识。

我们之所以能够理解“其他个体”有目的的行动,是因为我们自己同样是人类。这种知识,也即“从内部产生的知识”,是人类科学的独特性所在。但是,一旦人类科学家试图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进来,创造出所谓的“社会物理学”,并把那些独特的知识资源消除殆尽,那么这对于人类科学来说实为一个巨大的灾难。科学家们早已忘记,在研究自然的过程中,的确应该消除事物的拟人化(anthropomorphism)特征,但是绝对不能在研究人类的过程中将人同他的目的和计划撕裂开来。这种方式只会导致人类科学的“拟机械化(mechanamorphism)”趋势,即把具有创造性的人的行动视为类似于机械那样的运作。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最终讨论的只是机器人而不是人类的经济行为。但是,经济学在战后(指第二次世界大战——译注)所经历的正是这种灾难性的变化。“经济学”转而研究抽象的机械理论,而不是人的持续性的竞争行为。个体为了更好地存活下去而不断改善他的生存环境的行动被经济学抛弃了。

持续性的变化和市场过程

正如米塞斯、哈耶克、柯兹纳以及布坎南(特别是他的《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What Should Economists Do?,1964])所强调的,经济系统本身不带有目的,只有经济系统中的行动个体才会有不同的个人目的。这对于理解市场经济的本质有着重要的作用。正因为不同的个体追求不同的目的,制定不同的计划,人与人之间的交换行为能够减少目的和计划的潜在的冲突,而警觉且富有创造力的企业家能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现新的实现目的或者满足人类需求的方式。经济系统并没有任何目的,它自身不会产生某种“目的”。它只“关乎手段”, “联结了各类自愿的交换行为”。市场始终处于一个转变的过程,始终在演化以便产生解决问题的方式,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停止。

从一个重要的程度上讲,这便是米塞斯所阐述的市场不是一个地点或一个事物,而是一个过程的真正含义。而让这个永续不停的交换和生产过程焕发活力的正是那些有目的的行动个体。他们有自己的弱点和恐惧,但也有探索未知的想象力和勇气。米塞斯意义上的行动者既不是一个纯粹对外界刺激产生应激行为的动物,也不是一个冷漠的计算利益最大化的机器,而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类行动个体,他有自己的目的,创造性地利用各种可得的手段力图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和未知性的世界中实现这些目的,他也能随着时间的流逝,从过去的失败和错误中吸取教训。

变化是米塞斯的作品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偏好、技术、资源的可得性的转移都是变化。价格体系的绝妙之处就在于它能够吸收变化。相对价格的引导作用,纯利润的诱惑以及盈亏机制都在不断指引经济决策者,使得他们的生产计划和消费需求能够不断与新的现实产生协调。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过程是持续性的,或引用米塞斯1920年的著作《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中的话:面对“眼花缭乱的中间品和潜在的生产手段”(1975[1920]:103),价格体系扮演着导星的作用,它使得经济决策者能够在无尽的市场调整和适应变化的环境的“劳苦挣扎(toil and moil)”(1975[1920]:106)中相互协商。

在柯兹纳1967年的论文《方法论个人主义、市场均衡与市场过程》(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Market Equilibrium, and Market Process)中,他重提了哈耶克的观点,认为经济问题的产生仅仅源于外部环境的变化。正如柯兹纳说道:“正是不均衡状态的存在带动了市场过程的运行,这是市场过程的基本特征。最关键的要素在于发现存在的错误,并且对于市场参与者来说,替代的手段不断展现在他们的面前”(1967:795)。这个洞见最早出现在他1962年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的论文《理性行动和经济理论》(Rational Action and Economic Theory)中,此后,柯兹纳又在他的著作《竞争与企业家精神》(Competi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1973)中进一步完善了这一观点。在这两个作品中,柯兹纳关注的始终是那些决策者,他们远超于纯粹的计算最大利润的经济人这个概念,而是一群没有限制,开放性的经济参与者。正是这些富有创造性和警觉性的企业家发现市场中代表了非均衡状态的那些缺陷。

在《市场理论和价格体系》(Market Theory and the Price System)中,柯兹纳论述道:“如果市场不是均衡的,那我们已经知道,这必然是由于市场参与者缺少相关的市场信息所致。一如既往地,市场过程将这些关键的决策信息传递给那些决策者,足以引导他们制定相应的决策,使他们的行动表现得就如同他们已经完全掌握了一切有关事实的知识那般”(2011[1962]:240)。

而在《市场过程的含义》(The Meaning of Market Process)中,柯兹纳区分了市场的潜藏变量(underlying variables)(偏好,技术和资源的可得性等)与引致变量(induced variables)(价格以及盈亏核算)之间的重要差异。他认为,市场过程是一个持续性的活动过程,它源自于市场中的各个参与者努力行动以使自己的计划能够更好地被实现(1992:42)。当一部分生产者的生产计划与一部分消费者的消费计划完美协调时,潜藏变量和引致变量将会统一。如果不同个体之间的计划协调没有达成,经济活动将会一直持续下去,因为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发现更好的实现计划的方式将会给他们带来收益。

利润信号和企业家精神

相对价格引导我们决策,利润诱使我们决策,而亏损则规范我们的决策。这就是在我们协调计划的过程中价格体系所传达给我们的最核心的知识。或者,用柯兹纳在《企业家发现和竞争性市场过程》(Entrepreneurial Discovery and the Competitive Market Process)中所总结的话来说:“像这样不断运行的企业家过程是一个朝着使得所有市场参与者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方向前进的过程。纯利润的诱惑促动了这个过程,并且纯利润在竞争过程中有着归零的趋势。通过企业家的发现过程,市场参与者彼此之间的了解加深,是市场均衡特征的来源”(Kirzner,1997:72)。

柯兹纳的理论贡献为纯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关键问题提供了答案,即市场如何在价格变化的引导下趋向于均衡状态。这个麻烦的问题得到了许多经济学家的关注: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在他1959年有关价格调整理论的论文中,富兰克林·费雪(Franklin Fisher)在他1983年的著作《均衡经济学的非均衡基础》(Disequilibrium Foundations of Equilibrium Economics)中,以及经济学家阿维纳什·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近来在他的《宏观经济学:一个简要的介绍》(Microeconomic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中都提到过这个问题。迪克西特在他的书中阐述了市场均衡理论中的供求分析的基本思想:“这个问题的困难之处在于,从逻辑上来说,在供给和需求曲线之下,所有消费者和生产者只能对当前价格作出回应,但这个价格是脱离于任何消费者或生产者的控制而存在的。那么到底是谁将价格调整到均衡状态上去的呢?”(2014:51)。

柯兹纳认为,正是那些富有警觉性和创造性的企业家发现价格和成本之间的差值,并从贸易和创新活动中获得收益,调整市场参与者的市场行为,将生产计划同消费需求相协调。市场过程所展现的就是一个企业家追求贸易收益(互惠贸易效率),尽其所能以最低的成本生产产品(生产效率),最终满足消费者需求(产品组合效率)的趋势。但是,这个过程并不像僵化的瓦尔拉斯(Walras)式的竞争性一般均衡模型所描述的那样,通过确定一个价格和数量的坐标系,事先协调了所有的计划。相反,市场过程是通过持续的交换和生产活动达致的。这些活动受到相对价格调整的指引,受到利润的诱惑,并接受亏损的惩罚,从而不断协调不同经济参与者多种多样甚至相互冲突的计划。

人们总会用一个理想化、抽象化的“效率”概念批评市场,但市场本身始终在适应着变化,有效率地向警觉的企业家释放信号,告诉他们必须对哪些变化作出调整,同时奖励那些决策正确的个体而惩罚那些没有做好调整的个体。市场可能会“失败”,但关键在于必须允许市场修复“错误”。如果脱离持续性的市场调整和适应过程,行动者要想修复这些错误将会变得孤立无援,他们不再受到产权带来的激励,不再接受相对价格的指引,也不会经受盈亏核算的筛选过程。

因此,正如柯兹纳在他的文章《管制的危害》(The Perils of Regulation,1985[1979])中所指出的那样,管制者对市场的管制必然带来灾难,管制者的初衷是想让企业家更好地协调经济参与者的计划并消除行动个体之间的冲突,但是管制行为会产生错误的交换和生产方式,并将企业家引诱到无用的发现活动中去。干预主义不仅从其倡导者的角度看是自相矛盾的,而且通过经济体系,它将产生意想不到同时也是不想看到的后果。

市场的动态性与垄断

柯兹纳的著作不仅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市场的动态性有关键性的作用,同时也能指导经济学家在产业组织和竞争行为方面的研究。自互联网诞生以来,我们看到大量不同的市场结构涌现出来。人们当然承认Amazon、Apple、Netflix等企业在市场中的优势地位,但是人们也同样承认,伴随着这些大企业的诞生,消费者更高层级的需求不断被满足。尽管这些企业占有大量的市场份额,但是这些企业都试图用最低的价格提供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些企业未来不会想尽一切办法寻找以更低的价格提供更优质的商品的方式。这些企业之所以不敢懈怠,是因为它们都处在一个充满竞争的市场中。

这让我们联想到二十多年前网景(Netscape)与微软(Microsoft)的浏览器之争。如果消费者可以免费利用一家企业的浏览器下载其他竞争者提供的产品,那么这家企业怎么能算得上垄断?标准教科书提供的完全竞争模型以及建立在完全竞争模型之上的产业经济学中的SCP分析范式(由贝恩等人提出的结构—行为—绩效分析范式——译注)已经成为人们分析垄断问题的准则,但是它们无法为网络市场的发展现实提供一个清晰的解释。领先者们完全有可能在市场中败北,除非他们更快、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偏好。

这不仅仅只限于网络市场,只要有人愿意仔细研究市场运作的历史过程,他会发现这个道理适用于各类市场。这就是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米塞斯、哈耶克以及柯兹纳所理解的市场的功能。我相信,人们同样会认为,斯密、萨伊(Say)甚至穆勒(Mill)都对市场功能有着相同的理解。在分析垄断势力是否存在的过程中,关键的判断依据不是企业规模的大小,而是是否存在人为的法规限制他人的进入。对于那些因为垄断势力而批评市场失灵的人,我们有必要不断地明晰概念,并向他们阐明市场运行的稳健性。

如果谈到对概念的明晰,最为著名的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穆瑞·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罗斯巴德认为,真正的垄断势力来自于政府发放的特许和特权。不管这句话有多么正确,如果从阐明市场运行的稳健性角度来讨论,经济学家会认为,一家企业可以在任何时间点成长为巨无霸,占据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但是,正因为有来自其他进入者(不管是真实的还是在位企业预想的)的威胁,在位企业不得不时刻保持竞争的状态以期继续维持自己的市场份额,他们并不会像垄断模型所预测的那样行动。明晰概念或阐明市场运行的稳健性是两个不同的回应方式,但它们可以彼此融合。柯兹纳的企业家理论和竞争性市场过程理论同时运用了这两种方法。

正如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或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等古典经济学家所认识的那样,应对变化的环境并适应新的机会的核心行动者是企业家。企业家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发现迄今为止尚未被其他人认识到的互利机会,这种机会可以表现为套利机会,也可以表现为利用新的技术降低生产和分配成本,也可以表现为发现新的能够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正是企业家的行动促动了市场的竞争过程,使得人们能够在变化的环境中做出适应和调整,实现复杂计划之间的协调,让财富不断被创造,经济发展能够持续进行下去。

结论

正是基于上述这些以及其他尚未提及的原因,我认为柯兹纳(包括我提到的鲍莫尔以及我在本文中没有提及的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在帮助我们理解竞争行为和市场经济中的价格体系的运作方面的贡献远超于其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因此值得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柯兹纳的理论对当今教科书中所流行的正统的完全竞争理论提出了挑战,不仅对经济理论本身,甚至对经济政策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柯兹纳的理论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竞争性的市场如何协调不同经济参与者和经济组织之间的计划。产权的激励作用,相对价格对生产和消费决策的指导作用以及作为经济事务中重要的经济计算手段的盈亏核算在他的著作中居于核心的地位。因此,柯兹纳的贡献为我们探索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体系最适合于自由、有责任感的社会个体提供了经济学的基础。

(本文授权转发,首发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评论微信公共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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