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与中国, 文章

评米塞斯《人的行为》

本文是哈耶克对米塞斯的《经济学:行动与经济活动的理论》(Nationalokonomie: Theorie des Handelns und des Wirtschaftens, Geneva: Editions Union, 1940)的评论。该文发表于《经济学杂志》(Economic Journal, vol. 51, April 1941, pp. 124-127)。英语读者更为熟悉的是米塞斯的《人的行为》(1949年首次出版),该书是《经济学》的修改和扩充版。米塞斯的夫人玛格丽特·冯·米塞斯说在米塞斯1940年一到之美国后,“他就决定修改根据欧洲的情况所写的《经济学》。他现在想用英语为更广大的读者,也有望是为一个更为明智的世界写一个扩充的版本。因此《人的行为》并非如很多想象的那样,只是《经济学》的英译本。尽管它同样源于我丈夫长期信守的哲学基础,但在这本书中,他的原理被应用到了更广阔的领域,他的逻辑被应用到了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本文为作者一篇纪念米塞斯的长文的一部分,名字为校对者所加。

Original Version (English)

作者: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

翻译:张晓

校对:朱海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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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位学者通过多年的研究,丰富了一门科学的很多具体领域,从而也实现了对这个学科的一个综合性的考察,这总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尽管有时也是失望的根源。而如果这位学者又恰好是研究涉猎极其广泛、观点引起极多的争议,就像对其结论给出系统性阐述的米塞斯教授一样的人士时,那么这一成就就尤其值得关注。特别是,当这一作品所涉及的范围涵盖了最一般性的哲学问题,也即所有人类行为的科学研究所提出的问题,到现在我们所遇到的主要的经济政策问题时——这本书的标题仅部分地体现了这一点——那就更是如此了。

读过米塞斯教授早期关于货币、社会主义以及社会科学方法的作品的读者将会在本书中发现很多即便他们还没有接受,但已为他们所熟悉的学说,尤其是本书的中心部分,它处理的是狭义的经济学理论问题。然而即使在这里,也有一些主要的章节处理那些米塞斯之前出版的作品中从未讨论过的问题,特别是利息理论。在简短评论一个涉猎范围如此之广的著作时,仅去详细阐述其中的某一点,那是不合适的。在此只提这一点,在首次读到米塞斯对庞巴维克理论中的心理学因素的发展时,尽管在某些方面阐述得非常清晰,我还是觉得和本书其他绝大部分内容相比,这一发展从整体上说似乎缺少说服力。

对于大多数的其他理论问题,本书主要是对米塞斯之前作品已经详细阐述的观点做了更为精确、行文更加严谨的重述。其中大部分观点现在看来远不如二十或者三十年前刚被提出来时具有革命性——的确,没有什么比浏览一下作者之前的作品所收到的评论(在本杂志或其他地方)更受启发,当然,这也更好地证明了他有如此多的观点已经成为了公共财产,而这些观点曾经被猛烈地攻击甚至嘲弄。通过新的系统化的梳理,这些观点在很多方面呈现出新的意义,并由于其一贯性而让人印象深刻。本书作者的思想也在缓慢但持续的演进当中,并且这种演进还在继续。但必须承认,在他创作作品的那段时间,我们这个学科也在进行一般性的演进,但是他似乎并未受其影响。那种成长看起来明显是自发的,有人甚至可能会觉得本书的作者因其观点被众人攻击,而这些观点最终又被证明是正确的之后,对当代经济学会有某种轻蔑,他们认为这种轻蔑导致他未能从当代经济学中吸收太多营养。对于最近发展出来的竞争理论,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一领域,对其他观点更多的体谅可能会使作者的观点更容易被理解。

在一篇评论中充分阐释米塞斯在这个理论部分中所做出的那些积极贡献是困难的,因为这些贡献主要是由一贯性地应用单个哲学以及它所传递的一般性方法所构成的。但是,为了说明这引致出的有关幸福的一般化原理,我们可以引用本书对比较成本法则的有趣处理来作为例子,作者不是把它作为国际贸易理论中的一种特定应用,而是把它一般化,作为社会形成的基础来使用。这一法则的最一般形式,米塞斯教授将其命名为“李嘉图社会法则”(Ricardo’ sche Vergesellschaftungsgesetz,这个术语恐怕是无法翻译的),这样,这一法则就在交换社会的整个讨论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交换社会的存在正是基于这一法则。

然而对于大部分读者而言,本书最有趣的部分并不在于我们所称的——根据主题的编排顺序——它的中心部分,而是在开始和最后部分,米塞斯教授在那里讨论了所有社会科学最一般性的方法论和哲学问题以及他的理论如何适用于当今的政策问题。对于后者,在书的核心部分多少也有些涉及。对于读过米塞斯教授之前的作品的读者而言,本书很多内容都是很熟悉的,他们的收获主要在于作者对他之前散见于他大量著作和论文中的观点作了一个系统性的和精要的阐述。然而对于作者而言,这本书给了他填补一些理论空隙的良机,最终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蔚为壮观的统一的自由主义社会哲学体系。相对于米塞斯的其他著作,这本书也更好地体现了他对历史和当代社会令人震惊的渊博知识在帮助他阐述其见解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尽管和作者的观点唯一相似的“思想”(weltanschauung)是十九世纪中叶的自由主义,但读者不应误认为米塞斯只是对那个时期“自由放任”观点的简单重述。如同我们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得出的结论,这本书所依据的哲学已经和大多数人的哲学一样经过了长足的发展,只是完全沿着不同的方向而已。

然而,米塞斯教授最具原创性同时也最可能引发争议的观点出现在本书的开篇部分,他在那里勾勒了人的行动的一般理论大纲,经济理论只是其一个特定部分。在他之前的一些作品中,他一直在捍卫他所说的经济推理的先验特性,并且批评从自然科学中借鉴迥异的,也是不恰当的方法。在这本新书中,他通过系统性地建立一个人的行为的一般理论,或者如他所称的人的“行动学”(Praxeology,一个来自法语的古老术语),继续为社会科学方法的“独特性”(autonomous)特征做论证。尽管我不认为他的这种新的论证形式会缓和他的观点所引起的偏见(在今天,任何的这种尝试都会产生这种偏见),但这绝对是对他已提出的观点的最令人难忘且始终如一的论证,如果它获得了应有的关注,这将成为一个成果丰盛的讨论的起点。我本人对其中很多内容持保留态度,但我甘愿和米塞斯教授一样,即便冒着这样的风险,即由于所持的观点与现代科学发展的整体趋势相冲突而被谴责,也必须承认,在主要问题上,米塞斯教授的孤独声音对我而言似乎远比那些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更接近真理。

对这本著作所提出的大量有趣的问题进行真正的讨论是一篇长篇论文的工作,绝非一个简短的评论所能够胜任。然而我们不能不说,至少对于我而言,整本书似乎洋溢着一种十八世纪哲学家而非现代专家所具有的宽泛视野和广阔智慧。尽管如此,或者也许正因为如此,本书的读者自始至终都会感觉到它是多么更加贴近现实,并且会不断地把他们从那些技术性的讨论中唤醒,去思索我们当今时代的那些重大问题。米塞斯教授在未经详细审查前绝不会接受那些主流的教条,也许有时候他甚至因为太看轻细节而不去顾及,在他看来,这些细节似乎并不会影响他社会哲学中那些更为宏大的问题。对很多不赞同本书大部分观点的人来说,这无疑是让他们感到非常气恼的一本书,但没有人敢忽视这本书,无论他们对这本书会感到有多么的陌生——因为他们已习惯于囫囵吞枣地接受最新的数学分析的“精炼”。

(本文授权转发,首发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评论微信公共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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