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思想家对经济活动所提出的问题因而关乎“正义”。也就是说，在教会教义的森严规戒下，一个人是否“公正”对待他的基督徒“兄弟”？但是，在人的“经济”事务中，到底什么才是“正当行为”呢？
作者：理查德·艾伯林（Richard M. Ebeling）
翻译：禅心云起
当教会成员的注意力转移到纯粹世俗的事务时，他们所受到的大部分类似误导，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同样适用于这样的教会信条和混淆理解，即“正当价格”和禁收贷款利息之类的观念。
中世纪思想家，特别是基督教会神学家和哲学家，像希腊人与罗马人那样，认为经济问题是次要的。要在唯有德行方致永生的更宏大背景下，虑及人对物质目标的追求。这被认为比更浅陋“现世”意义的任何“成功”都重要的多。
教会思想家对经济活动所提出的问题因而关乎“正义”。也就是说，在教会教义的森严规戒下，一个人是否“公正”对待他的基督徒“兄弟”？但是，在人的“经济”事务中，到底什么才是“正当行为”呢？
通常认为，中世纪天主教哲学家当中最受尊崇的是圣托马斯·阿奎那。他因尝试融会亚里士多德的“异教”哲学与天主教教会的基督教教义而受称许。他的目标是将“自然推理”与宗教神学融为一体。在他关于经济主题的著作中，阿奎那遵循了亚里士多德对大多数问题的看法。
阿奎那认为亚里士多德对社会中私有财产的辩护是可取的，由于私有财产为勤勉工作创造了激励。他还强调，私有财产通过区分“我的”和“你的”，使财产公共所有权可能产生的冲突丧失了基础。此外，财产和繁荣往往滋养出博大胸襟和慈悲情怀。
但对于阿奎那而言，财产的私人所有者，只是身为那些实属上帝之物的受托人，有责任为“共同善”来管理它。这反映在阿奎那对盗窃的观点当中。他认为，在物质极端匮乏的情况下是允许盗窃的，因为无论是自然法还是神圣法，都规定一个人要帮助他的兄弟活下去。凡有盈余的，都不能谴责一个要活下去的人，为了他和他的家庭能够生存，从那盈余当中夺走一部分。
阿奎那和“正当价格”的含义
阿奎那的主要关注，是用“正义”理解和判断人在尘世中的短暂旅居。追随亚里士多德，阿奎那论证说，交换中的“正义”需要等量价值的转移。正义就是要给予每个人“正当”属于他们的东西。这导致阿奎那的追问：什么是“正当价格”？
货物应以其内在价值为基础进行交易。但是，这种在商品中决定其“真实”价值的“内在”属性，究竟是什么呢？阿奎那推测，“显然”，事物具有内在的或固有的因此是“真实的”价值，它独立于任何特定人可能的想法或信念。
一种解释是，货物应按其成本交易，依照用于生产制造它的劳动量来估价或衡量。同等成本的东西，应以等价进行交易。倘若成本不等，它们的交换价值也会不等。但这又带来了另一个问题：珠宝在市场上具有很高的交换价值，而上帝自己所造生灵之一，比如说老鼠一只，就毫无交换价值，这样是否正当？
关于这些物品的价值，阿奎那给出了不完整的答案。他援引了圣奥古斯丁：“可销售物的原则，不是根据自然性质来考虑……而是根据物对人类有用的程度。”因此，财货“效用”或对人有用性的概念就被引入了价值理论。
正如一些后世基督教神学家所说，这种使用价值不是一个内在固有的量纲或数量，而是个人或“主观的”赋值或归算。这里所看到的，正是对“主观价值”或“边际效用”理论的“暗示”。这个理论从19世纪70年代起，变革了经济学理论。
这些基督教哲学家及其他所有的思想家，几个世纪以来未能解决“价值悖论”这个问题，因为当时还没有人发现“边际”的概念。这个概念解释了为什么财货在交换当中具有不等的价值。财货——水与钻石——不是按财货的“全类”来评价。相反，财货以额外增量来评价。虽然水对人类生活可能是“必要的”，但是足够充裕的水供应，会使一个额外单位的水，对某个人具有接近零的评价，而稀有的钻石供应，会使另一额外单位的钻石对他来说有高出许多的评价。
然而，时间推移，“正当价格”的涵义逐渐演变成“习惯价格”。这个价格反映了商品价值的普遍市场共识。有人认为，只有上帝才知道所有事物的“真实”或“内在”价值。而凡人不具有神的眼力和见识。因此，“正当价格”取决于一样财货的使用者（需求者）和生产者（供应者）是否认为它物有所值的判断。市场价格包含了财货对买家的“有用性”和供应商生产它的“成本”。
起初，“正当价格”的概念，被认为是对中世纪城镇贸易和行业公会所执行的价格和工资结构的维护。但是，“自由集市”带来的有限竞争和其他那些日益增长的影响因素，慢慢破坏了这种价格管制体系。最终，人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唯一的“正当价格”就是市场竞争所造设的价格。之后，行业公会强加价格和工资控制的理由，渐渐开始丧失一切合法性。
阿奎那和赚取利息的“不正当”
像阿奎那这样的基督教思想家，认为基于市场价格的“正当性”概念，在某一个领域当中是不可接受的：放贷收息。亚里士多德的立场成了教会的态度。阿奎那说：
“放高利贷（收息）本身是不公正的；因为这是在卖出不存在的东西，既不平等，因此也不公正。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知道，有某些东西，其使用包含在其消费当中，比如说，当我们消费葡萄酒时……
“因此，对于这类物品（消费品），无法认为物品的使用与物品本身是分离的；得到它的使用的人从而也就等于得到这样东西。因此，在借出这类物品时，关于所有权的一切权利都被转移。
“倘若一个人既想售出葡萄酒，又想单独售出葡萄酒的使用，他要么就是一物两卖（意味着葡萄酒的使用与葡萄酒本身是一体的），要么是卖出不存在的东西。所以，其行径显然不公正和罪恶。
“出于同样原因，凡出借葡萄酒或谷物者，同时为自己寻求两份赏酬，一份是等量物品的归还，一份是为使用它而付的报酬，我们称之为利息，这就是在做不当之事。但货币，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是设计用来交换的。因此，货币的首要用途是消费或花掉。这就是何以说，除了收到返还的本金，还接受使用货币的价酬，此举本身是错误的。”
阿奎那论证的核心是：一物之使用可否与该物之本身相分离。使用一套房子而不消耗它，这是可能的。同样，使用一艘船而不消耗它，也是可能的。存在耐用品或有形物，一个人可以出售其使用而毋须同时出售对该物本身的权利。物的使用与物本身彼此分离。
这就是“rendit”的由来——租（rent）的拉丁词源。
然而，阿奎那认为，有一些物品无法以这种方式分离。使用它的同时也在消费它。面包的食用（消费）不能与面包相分离。葡萄酒的饮用不能与葡萄酒相分离。在这些情况下，售出该物的使用也就等于售出该物本身。
阿奎那通过推理得出，要向某人收取食用一块面包和面包本身的费用，就是对同一物收取了两次费用，因此是不公正的。由于货币是一种交换媒介，在市场上为取得其他东西而被花掉也即被“消费”，一笔钱的使用不能与这笔钱本身分离。因此，对贷出的货币收息，就是要求为这笔钱的使用支付双重价酬。
公元325年，天主教会宣布，禁止神职人员放贷收息。到十二世纪末，禁令延伸到世俗人士。1311年，贷款利息被宣布为绝对有罪和非法。
某些从事放贷收息的群体享有豁免，犹太人犹为著名。教会认为，既然犹太人已因为不接受耶稣而注定下地狱，那放贷收息又能给他们造成什么更大的伤害呢？当国王、公候或教会本身需要借贷时，这当然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安全阀门。由于在这个年代，犹太人缺少社会上其他人所拥有的许多“权利”或待遇——如果说不是大部分的话，他们更易遭受财务损害甚至肉体伤害的欺凌胁迫，如果君主或教会官员决定不归还部分甚至全部借得的本金。
基于市场的例外情形来赚取利息
但是，久而久之，论证在某些条件下也为基督徒设置豁免。正如借款人不应该被不公正对待一样，贷款人也不应该受冤屈。
首先，如果贷款人延长贷款期限，并证明在贷款期间，由于没把可用的借贷金额用于其他目的而在眼下或将来蒙受损失，他就可以坚持要求借款人支付利息。换句话说，这里有一个隐含的“机会成本”概念，也就是说，使用稀缺手段来实现某个目的或目标，必然排除这个手段同时用于实现其他替代目的。
其次，借款人在到期时可能偿还不了借款，则贷款人则可以坚持要求获得超出本金的价款，也即“违约风险溢价”。
这些放贷收息的例外情形——无论给予超出本金的溢价什么称呼——意味着对“高利贷”（利息）的禁止最终会被打破。
但是反利息的神学要义岿然不动：在无违约风险或在没有造成不便和没有放弃机会的情况下（“现实世界”中这些情况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那么贷款利息仍然是“不平等的”，因此依旧是一宗“罪”。
当然，支付利息背后的一个最根本原因是时间偏好，即现在和未来对资源和财货的使用和消费存在着不同评价，未来相对现在是被低估的。但是，这些中世纪的思想家，包括阿奎那，没有考虑或认真对待过这个因素。
如果时间作为（机会）成本的问题，在当时以某种形式提出，那么所给出的答案会是，提出问题者希望“出售时间”，但时间不属于任何人，只属于神。
然而，直到十九世纪晚期，奥地利经济学家欧根•冯•庞巴维克在他的大师杰作《资本和利息》（1884年）、《资本肯定论》（注：一般错译为《资本实证论》）（1889年）中全面阐述了利息率的时间偏好理论，对贷款利息基础和来源的正确理论理解才得到了充分的解释。与此同时，对“高利贷”的伦理谴责在数百年间仍然盛行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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