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警告过社会工程师——他在《道德情操论》中称之为“政府体制中的人”的危险——他们极其自负地试图重新设计社会，而不考虑社会成员的愿望和目标。斯密警告说，当社会工程师运用他的强制力，使众人意志屈从于计划者的设计时，结局是抵抗和冲突。
作者：理查德·艾伯林（Richard M. Ebeling）
翻译：禅心云起
亚当·斯密，无疑是苏格兰道德哲学家群体中最声名远播的成员。该群体为深化我们对市场经济及经济自由如何造就人类繁荣的社会和经济学理解，建下了丰功伟绩。
斯密1723年6月5日诞于苏格兰的柯科迪，逝于1790年7月17日，享年67岁。他出生后仅两个月父亲就去世了。由母亲一手抚养长大的他与其母一生关系密切。
有个故事一直流传：斯密四岁时，一帮吉普赛人造访他的祖父，随后拐走了他。民防团追上了吉普赛人，小亚当很快被送回母亲身边。如果亚当·斯密不是被解救出来，而是在吉普赛人当中长大，靠算命和扒窃过活，恐怕经济思想史会被改写吧！
斯密的第一部著作
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和牛津大学学习，曾有一阵在爱丁堡大学讲学，然后在格拉斯哥大学（1751至1763年）任道德哲学教授十三年。这期间他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1759年）。
作为一名年轻英国贵族的私人教师，他花了三年时间（1763-1766年）在欧洲旅行，其中在法国就呆了差不多两年。亚当·斯密这段时期在巴黎结识了许多法国重农学派的泰斗。
之后，他返回苏格兰从事私人研究和写作，其巅峰之作是1776年3月9日出版的《关于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晚年，亚当·斯密出任爱丁堡海关专员、格拉斯哥大学校长。
在传说中，亚当·斯密是一位十分健忘的教授。一位经济思想史学家对此有生动描述，比如“曾有一次，他与一位友人边散步边热烈讨论，结果掉进一个鞣皮坑里。据说，他为自己冲泡了一份黄油面包的饮料，然后抱怨说这是他品尝过的味道最差的茶。”
然而，作为一名教授，他深受格拉斯哥大学学生们的敬佩。其中一名学生回忆了他对老师亚当·斯密的印象：
“[亚当·斯密的]风度尽管不算优雅，但真诚自然、质朴无华。他似乎总对所谈话题兴致盎然，总能激起听众的兴趣。他的每一次演讲，通常都包含若干不同命题，并依次努力证明。一般情况下，他的各个命题往往让人有听似悖论、实则言之有理的感触。
他在解释命题时，起初经常表现得把握不足，讲解时略带几分犹豫。然而，当他继续深化主题时，思绪纷至沓来，风格也变得亲切生动，表达自然而流利（…）
运用丰富多样的例证，主题在他手中逐渐扩展，直至获得一个观点绝不乏味雷同的维度，精心留住观众的注意力，既通过多方多面的证明顺流直下，又往回追溯这一系列精彩思考所由而来的原始命题或一般真理，让大家从中享受乐趣和教益。”
在他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中，他试图解释人的“道德是非感”的起源、性质和目的。这样的情感，指导和约束着人本身生活及与他人互动中的行为。遵循同时代苏格兰哲学家的“自发秩序”概念，亚当·斯密认为，人的伦理观念建基于个人所孕生之社会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观。
它判断我们从某些相关行为或结果所获得的赞扬或声誉是否名副其实，或者我们因言行上的作为或不作为所受到的惩罚或批评是否“公正”。它也传袭给我们在判断他人行为及其遭逢成功不幸时的移情及同情之心。就其本质而言，人循其“自利”之心思考和行动。然而，这种对自我利益的追求,是受我们待人待己应做何举动的“道德是非感”约束及指导的。
亚当·斯密的自然自由制度
在《国富论》中，亚当·史密斯应用了弗朗西斯·哈奇森关于“自然自由”的观点，来阐述个人自由之涵义及有限政府在自由社会中作用和功能的这些概念。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以自己的方式自由地生活，以自己的目标和宗旨为引领，与所有其他人和平协作和竞争。
在自然自由制度中，政府的作用仅限于国防、国内执法以及少数几个今天所谓的“公共物品”。
用亚当·斯密的话说：
“一切（政府）特惠或管制制度一旦被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就会树立起来。每一个人，在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其他任何人或团体相互竞争。
这样，君主们就完全解除了监督引导私人产业并使之最符合社会利益的义务。要履行这种义务，君主们极易陷于错误；要行之得当，恐非人间智慧或知识足以胜任。
按照自然自由制度，君主只应尽到三个义务：第一，保护社会，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中的每个人，使其不受社会上其他任何人的侵害或压迫，也即设立公正严明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这样做绝非为了个人或少数个人的利益。这些事业及设施，如委之于大社会，常能超出费用而有盈利，但如果委之于个人或少数人，则不足补偿费用而有亏损。”
劳动分工和自发秩序
亚当•斯密对社会和人类协作的研究，是由分析劳动分工制度的好处入手：与每个人都试图凭本身劳动产出他所需一切的自给自足生产相比，各个人通过专业化体系中的合作，能够显著提高潜在生产力。
凭借各项任务的专业化，在专注于一个或少数任务的机器协助下，人提高了速度、灵巧和技术精确性。每个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因此也就增加了可用财货的数量、质量和品种。他以扣针厂这样的小企业为例，形象地展示了劳动分工的好处：
“（…）在扣针的行当中；如果一个制造扣针的工人既没受过专业训练，也不知该怎样使用机器，那么无论他怎样努力工作，也不见得会有成效，很可能一天也制造不出一枚扣针，更别提二十枚。但是，按照现在的经营方式，这样，扣针的制造就大约分为十八种操作（…）
我曾经见过这类小工厂，工厂里只雇用了十个工人（…）尽管它们十分简陋，必要设备也非齐全，但如果勤勉努力，一天也（…）可以完成扣针四万八千枚。”
亚当·斯密强调，来自这种任务分工的巨大利益和人类进步改善，不是任何人为带来这种改进的计划或强制经济秩序的结果。相反，它是人际互动协作之自生自发结果的一部分。斯密说：
“分工带来了诸多好处，实现了普遍富裕，然而分工的由来并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尽管人类智慧已经预见到分工会产生普遍富裕并且想就此来实现普遍富裕。它是由不以此类普遍功用为目标的一种蕴于人性中的倾向，也即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的倾向，缓慢发展、逐渐形成的必然结果。
上述的这种倾向，是否是一种无法进一步分析的人性原理，或者是理性和言语能力的必然结果，并不属于我们现在所研究的课题。它为人类所共有，也是人类所特有的，在其他各种动物中是找不到的。那些动物都不晓得这种或其他任何一种契约。”
运用许多苏格兰哲学家所称“推测历史”的方法，斯密让我们想象一个原始小部落，其中某人具有制作强弓直箭的特定诀窍和技能，那些意识到这点的部族同胞，因此拿一些他们具有生产优势的其他简单工具和产品来与他交换。随着时间推移，每个人发现，虽然不具有任何建立劳动分工社会制度的本意，如果就一个或若干任务使其劳动更趋专业化，拿其专门产品换取邻居的货物，会给自己带来好处。
在这个社会事实发生很长时间后，回顾历史，才能明白和理解这让我们大家都受益的劳动分工制度，是如何从无数个人的决定——即各自专门为某一特定任务付出努力，而在这项任务中，他们具有相对于社会其他人的生产优势——日积月累的互动中产生和形成的。
这种发达的劳动分工制度提供人们日用所需的复杂性，让亚当•斯密深感惊讶。它带来繁荣并将生活标准提高到惊人程度。在18世纪70年代，他就指出了，即便生产一名非技术散工的简单粗糙外套，也要仰仗于当时业已全球化的复杂商贸网络。用亚当•斯密自己的话说：
“一个治理有方的社会，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在这样的条件下，普遍富裕会延伸到最底层的民众（…）
如果去文明繁荣的国度考察一下最普通技工或散工的日用物品，就会发现，为向他提供这些物品，需要投入难以计数的劳动者各一部分劳动，无论这一部分是多么微小。
比如说，散工身上所穿的粗劣羊毛大衣，就是许多劳动者联合劳动的产物。为了完成这种日常而朴素的产物，必须要有许多部门，如牧羊者、分羊毛者、梳羊毛者、染工、粗梳工、纺工、织工、漂白工、裁缝工以及其他许多人联合起来工作。
如果把材料由某些劳动者运至另一些劳动者，而他们所居之处往往相隔甚远，那得需要多少商人和运输者！染工所用各色染料常需购自世界遥远角落，这又需要多少商人和航运业者，还需要雇佣多少造船工人、水手、帆布和绳索制造者呢？
为了生产这些最普通劳动者所使用的工具，又需要多少种劳动呢？更不用说这些复杂机械如水手用的船、漂白工用的水车或织工用的织机（…）
我们如果把这一切东西考察一遍，并考虑到在每样东西上所必须投入的各种劳动，就会敏锐察觉到，如果没有成千上万人的协作，那么在一个文明的国度里，即便最微不足道的人，哪怕想要按照我们荒唐想象的极其单纯朴素的方式生活，也不可能得到他需要的最基本用品的供给。
自利心和市场秩序
亚当·斯密认为，人通过这种劳动分工制度和自愿交换规则相互依存，无论他们想要的是生活必需品还是奢侈品。然而，正是因为“自然自由制度”排除了暴力、盗窃或欺诈，任何个人从他人那里获取他所想要东西的唯一方式，是运用自己的知识、才能和资源，向他人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若要取之，必先予之。
因此，虽然改善他人的生活条件，不是动机本意的一部分，但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每个人都必须致力于服务他人的愿望，作为实现他自己目的的手段。尽管这并非个人的本意，但亚当•斯密认为，对社会而言的累积效应是，社会中其他人给予最高评价的那些财货，正是在市场当中所生产和提供的财货。
这一结果远远优于那些掌握政治权力的人有意识、有目的地将生产指引到各个不同方向的任何企图。那些大权在握者，既缺乏知识和智慧，也缺少能力，岂能比身处社会中各自角落、熟悉周遭情况和机会的每个人干得更好？
在《国富论》最著名的段落之一，亚当•斯密解释了自由市场秩序的逻辑和运作方式：
“每个把资本用以支持国内产业的人，必定会努力指导那种产业，使其生产产品的价值尽可能最大（…）
雇主利润的大小，同这个生产产品价值的大小成比例。但是，把资本用来支持产业的人，既然以牟取利润为唯一目的，他自然总会努力地让其资本支持的这个产业的产品价值尽可能最大，换言之，努力地使生产产品能交换最多数量的货币或其他财货（…）
由于每个人，都尽最大努力用他的资本支持国内产业，从而使受他管理的产业生产产品的价值尽可能最大，他就必然是在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可能地提高。
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了这种利益。
由于他会如此管理产业的目的，在于使其生产产品的价值最大化，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驱使，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
也并不因为非出于本意就总是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据我所知，那些佯装为公众幸福而经营者并未成就多少好事(…)
关于可以把资本用在什么种类的国内产业上，使其生产产品能有最大价值这一问题，每一个处在当事人地位上的人，显然能判断得比政治家或立法者好得多。
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添烦恼地去关注最不需在意的问题，而且是僭取一种既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个人，也不能放心委托给任何委员会或议院的权力。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愚蠢自负到自认为有资格行使它的人，是再危险不过的事。”
亚当·斯密警告过社会工程师——他在《道德情操论》中称之为“政府体制中的人”的危险——他们极其自负地试图重新设计社会，而不考虑社会成员的愿望和目标。斯密警告说，当社会工程师运用他的强制力，使众人意志屈从于计划者的设计时，结局是抵抗和冲突：
“相反，政府体制中的人，容易自以为天纵聪明，且常常对自己想象中统治计划的那种完美假象迷恋不已，以致无法容忍它的任何一部分稍有偏差。
他不断全面地实施这个计划，并且在这个计划的各个部分中，对可能妨碍这个计划实施的重大利益或强烈成见不予任何考虑。他似乎认为，他能够像用手摆布一副棋盘中的各个棋子那样，非常容易地摆布偌大一个社会中的各个成员；
他并没有考虑到：棋盘上的棋子除了手摆布时的作用之外，不存在别的行动原则；但是，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它自己的行动原则，完全不同于立法机关可能选用来指导它的那种行动原则。
如果这两种原则一致、行动方向也相同，人类社会这盘棋就可以顺利和谐地走下去，并且很可能是圆满成功的。如果这两种原则彼此抵触或不相一致，这盘棋就会下得很艰苦，而社会必然时刻处在高度的混乱之中（…）
坚决要求实现这个理想所要求做到的一切，甚至要求一切都马上实现，而无视所有的反对意见，必然常常是蛮横之至的。这是想使他自己的判断成为辨别正确和错误的最高标准，幻想他自己成为全体国民中唯一有智慧和唯一伟大的人物，幻想同胞们迁就他，而不是他去适应同胞们的要求。”
这从本质上讲是一个自由社会的概念。这样的社会，不需要控制和主导一切之政府，也不受控制和主导一切之政府的潜在威胁，根绝受那些社会工程师和政治策划者傲慢自负之手操纵摆布的危险。这伙人自以为其智慧、知识和美德胜任指导社会中所有其他人的事务。
他对社会和经济秩序性质和运行规律的看法和观点并不止于此。亚当•斯密还解释了政府不必指导一国的贸易模式，对此也不可能比该国公民个人更加成功之道理和原由何在。他试图分析，是什么决定了市场中财货的价值和价格，以及如何在供需之间实现协调平衡。他运用自发秩序逻辑证明了自由是如何一步步取代特权和特惠的身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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