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主义如何侵蚀法治

某些行业，就像濒危物种一样，被列为值得保护的行业。有的是因为徇私而受益，有的是因为那些有权制定规则的人在经济上的愚昧无知。可效果都一样。虽然少数人得益，多数人受损，最强烈感受到新关税切肤之痛并具有政治影响力的人，如今也有动机去寻求类似的好处。

Original Version (English)

作者：詹姆斯·德弗罗 （James Devereaux）

翻译：禅心云起

最近关于关税、贸易战和美国制造逝去时代的讨论，折射出一场围绕着复兴错觉的大众运动。许多人认为，复兴“美国制造”可以借助贸易保护主义之手来实现。“公平贸易”和保护美国就业机会的呼声，不过是保护主义的冰山一角，它其实延伸到各个层面（联邦、各州及地方）的政府。

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时代起，这种经济上的愚蠢举动就遭到了怀疑。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古典自由主义者弗雷德里克•巴斯夏雄辩地驳斥了保护主义，最著名的当属他讽刺性的《蜡烛制造商请愿书》。

经济层面上有充足证据，强烈地反对任人唯亲，有力地倾向于自由贸易。但最为关键的也许是，国内外自由贸易加强和维护了法治，而保护主义则破坏了法治。

法治是对少数人专制独断的限制

专家学者喜欢对法治观念夸夸其谈，无论其说法来自什么政治意识形态。但往回追溯，这种观念最初是由一些核心要素演化而来的。第一个也是最古老的要素就是：反抗人的专制独断。

亚里士多德最早有过这样的表述：“法律之治比任何一位公民的统治都来得更恰当。”晚近时代，美国成立之初，第二任美国总统、律师和外交官约翰·亚当斯将法治称为“法律而非人的统治”。对英美政治哲学和法律起到关键影响的约翰·洛克写道，法治要求一个人不“服从于他人反复无常、不可确定、无法预知和任性专断的意志。”

对于统治人选任性偏私的告诫，赋予了许多与法治相关的核心原则以生命。如果法律不遵守这些原则，例如一致性、合理性、公平性和预知性，就无法满足法治这一理想。法律之治，常被人误认为只是服从法律，相反围绕着限制政府以及制约那些能够获得政治和法律偏袒的人。在这一传统中，哈耶克、布鲁诺·莱奥尼等认识到了法律与立法之间的区别，立法往往不能遵守对于法治至关紧要的基本原则，更多地受制于意志的专权擅断。

专制独断鼓励寻租削弱法律平等保护

亚当•斯密观察了他那个时代的重商主义，将政府优待及其引发的腐败，和专业分工及贸易作了比较。他声称，后者所能产生的财富，是前者所产生不了的。这种对重商主义或裙带主义的担忧，同样反映在开国元勋对于公司及垄断的担忧上，这些公司和垄断由国家创建，依照行政许可，赋予其生产和贸易领域的排他性权力：给竞争设置障碍的特权。

虽然公司形态长久以来已经发生了改变，但许多企业仍会获得政府的优待。这种行为被称为“寻租”，它作为保护主义规则的产物，有利于一个人或一家实体，而不利于另一个人或另一家实体。寻求政府优待而非在市场上自立更生的经济动机，类似于斯密时代对于贵族的偏袒。这与当代极其相似，政府优待作为国家保护的不公平分配，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

结局是衰退的经济和腐败的法律。优待少数人，牺牲多数人。理由可能听起来耳熟。也许是一个行业“太大而不能倒”或“经济上的必然”，但借口往往一样牵强附会。法律偏袒一方而非一律平等，腐败堕落且不公正的结局就在预料之中。

事实表明，当前的关税就是这样。某些行业，就像濒危物种一样，被列为值得保护的行业。有的是因为徇私而受益，有的是因为那些有权制定规则的人在经济上的愚昧无知。可效果都一样。虽然少数人得益，多数人受损，最强烈感受到新关税切肤之痛并具有政治影响力的人，如今也有动机去寻求类似的好处。考虑一下空调制造商开利的例子，它在2016年征收关税后发出救济呼吁，最后以减税的形式获得了救济，但条件是进一步将自身利益与政府纠葛在一起。

不同层面的保护主义

保护主义发生在更地方性的层面；它可不一定需要发生在联邦层面。想想那些寻求就业或创业，但受到无根据和非理性的行政许可法（如经常要求在无关科目中受到各种空泛教育的法律）限制的人。主要受益的不是消费者，而是那些从提高市场准入代价中获得保护（竞争豁免）的人，以及能靠提供“必要”课程或学位来攫取“租金”的人。这是一种在全国范围内反复出现的情况，例如华盛顿特区新规要求保育员获得四年制学位，或以上美容理发学校的条件蛮横惩罚编发师（尽管并没有什么相关的编发课程）。

最近也许再没有什么政府偏袒的案例，像苏珊娜·凯洛（Suzanne Kelo）那样最终引起了全国瞩目。凯洛和她的邻居失去了家园，就为了一桩可能会让财大气粗的辉瑞公司受益的潜在开发案。这座城市（新伦敦市）偏袒新开发案，不顾原有的业主，并利用“强制征收”条款来强占土地，以期获得更高的赋税收入。最后，这块地皮并未发展起来，至今仍然是块空地，但这种经济上的偏袒（保护主义硬币的另一面）表明了：当合法财产主在权利上被视为屈居于经济强势者之下，沦为二等公民时，法治就会经受多么严重的创伤。这种差别性法律待遇，在全国范围内都有发生，有利于少数和权力关系良好的人，不利于那些无缘接触权势的人。

体制不公

恰是这种不公的法律待遇损害了法治——这是一种建立在权力关系和亲疏有别之上的专断徇私制度。那些在政府官僚眼中，乃至在民主大众眼中被认为重要的人获得了奖赏。

其中很大一部分奖赏，是由负有维护法律使命的司法机构所协助的。然而，在经济生活领域中，司法机构基本上放弃了立法审查义务，相反以法律或法规有“合理依据”为前提进行裁决【注：宪法旨在限制政府权力，保护个人免受多数人和利益集团政治的暴政。但是，如果没有全身心致力于执行这些宪法性保护的法官，保护就是毫无意义的，而许多法官基本上放弃了这一责任。法院太过经常不去判断政府行为的合宪性，而只是简单地合理化政府行为，正如最高法院在维护《平价医疗法案》中所做的那样——这份法案是“新政”以来最肆无忌惮公然违宪的联邦权力扩张法案。】这给了一个让政府顺利通过、不受挑战的“低门槛”，有效地允许政府主张对治下臣民财产的权力：在经济权利行使中授予和拒绝行政许可的权力。这就将一部分经济活动转变成向政府祈求以及赎回这些权利之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经常在辞令上诉诸于法治的人，也采取了一系列自相矛盾的保护主义观点，不论他们喜爱的政党是哪一个。

但你不可能两面兼得。法治首先是对专制独断的约束。一旦允许政府公开支持由其选定的行业、个人和企业，就会播下堕落的种子。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都不可避免地破坏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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