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火制造业的存在，是黩武精神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干涉主义孕育出国家主义，经济国家主义孕育出黩武精神。
作者：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
翻译：张晓
校对：朱海就
在我的一生中从未有过，而且我也估计不会再有另外一个场合让我觉得如此的荣耀和高兴，可以起立代表所有在座的人以及很多其他人，来向一位伟大的学者和伟大的人表达我们对他深深的崇敬和感激。我能享有这一荣耀，我想是由于在座的各位中，我可能是他的学生中最年长的一个，因而或许我能向你们分享一些我个人的回忆，这些回忆涉及到我们今天的主角在特定阶段的作品。在我向米塞斯教授直接致辞之前，我相信他会同意我向诸位谈一些关于他的往事。然而，尽管我的回忆涵盖了他获得博士学位——我们正在庆祝的活动——五十周年里的将近四十年，但我却并不了解这一时期的早期所发生的事情。在一战刚结束后我第一次聆听米塞斯教授的教导时，他已经出版了他第一部巨著，那是一部构建了坚实的货币理论的杰出作品，因此那时他已是一个知名人物。那部著作出版于1912年，但绝不是他的第一部著作。事实上，他关于经济学的第一部著作的出版比那还要早十年，甚至比米塞斯教授获得其博士学位还要早四年的时间。我从未弄清楚他是如何写那部书的。我相信那本书写于他开始和庞巴维克这一老一辈中对米塞斯的科学思想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接触之前。正是在庞巴维克的研讨会上出现了由卡尔·门格尔建立的奥地利学派的第三代学者。在这些学者中，米塞斯一定很快显示了其最具独立性的思考方式。
在我结束对他学生生涯的回顾之前（最终使他在五十年前获得博士学位），我要打断一下我的叙述做一个宣告。我们绝不是唯一考虑在这个日子为米塞斯教授庆祝的人。尽管我应该是这一消息的第一发布人，但恐怕他早有耳闻：维也纳大学也希望在此时举行庆祝活动。我刚在几天前得知，维也纳大学法学系在不久前决定重颁这一它很久之前授予的学位。如果这一新证书尚未送达米塞斯教授的话，那应该不久就会达到了。同时，我可以向你们宣读一下系主任通过航空邮件向我寄来的嘉奖辞：维也纳大学法学系在1955年12月3日开会决定重颁1906年2月20日授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博士学位，“他由于对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的贡献而赢得了最伟大的荣誉，他在国外为奥地利科学增添了声誉，他作为维也纳商会的主管作出了最富有成效的工作，并且由于他的倡议奥地利经济学会（Austrian Institute of Economics）最终得以建立”。
但我必须回到他对经济学的第一项杰出贡献上来。他写这部著作是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在我看来，这远非是和平的年代。即使在中欧，大多数人也被其文明的稳定性所蒙蔽。但米塞斯教授的远见使得该著似乎具有了敏锐的观察力。我甚至相信这本书的写作是基于他对即将发生的灾难的持续感知和一个后备的年轻官员在战争持续威胁下所面临的难题和困境。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我相信米塞斯教授的所有作品都是在一种持续性的怀疑——使得他的那些作品得以可能的文明是否会持续足够长的时间，以使他的作品能够得以问世——中写成的。尽管这些作品都是在这种紧迫感中写就的，但它们却都具有古典的完美，在范围和形式上也都详尽周到，这些让人感觉到他在写作时的从容。
《货币和信用理论》一书的论述绝不仅仅是关于货币的理论。尽管其主要目的是填补当时主流经济学理论中最明显的一块空白，但它同样对价值和价格的基本问题也做出了贡献。如果当时这本书的影响力能扩展得更迅速的话，后来的那场巨大灾难和破坏可能会得以避免。但是当时对货币的理解普遍是很初级的，因此期望如此精细的作品的影响力能够迅速扩展或许并不现实。虽然这部著作很快得到了当时一些最优秀的思想家的赏识，但被人们广泛认可却要到很晚以后，这导致了米塞斯的祖国和大部分欧洲国家都未能幸免那场毁灭性的通货膨胀。在此，我实在很想简要地提及本书获得的一个奇怪的评论。在众多的评论者中，有一位名叫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较为年轻的学者，他的评论显示了他对本书展现的博学和哲学宽度无法抑制甚至带有一些嫉妒的赞赏，但不幸的是，如他自己后来解释的，由于德语水平有限，他只能从中理解到他已经知道的知识而未学到新的东西。如果凯恩斯勋爵的德语水平能好一点的话，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会得以被挽救。
这本书的出版使米塞斯教授在一个大学获得了教职，但此后不久，由于一战的爆发和他被征集入伍，他的科研工作被完全打断了。在炮兵部队呆了几年后，我相信是在他领导了一支炮兵连之后，直到战争结束他开始供职于战争部的经济部门，在那里他明显可以重新对更广阔的的经济问题进行思考。无论如何，几乎是战争刚一结束他已经准备好出版一本新书，这是一部鲜为人知现在更是难以在市面上找到的著作，名为《民族、国家与经济》（Nation, Staat und Wirtschaft）。我特别珍爱我自己藏有的一本，因为其中包含了如此多他后来所发展的理论的萌芽。
我认为他第二部巨著的思想那时已经在脑海中形成了。因为在此后不到两年的时间，米塞斯发表了一篇关于社会主义共同体中经济计算问题的著名文章，而这篇文章正是他第二部巨著中最核心的一章。米塞斯教授那时已经回到了维也纳商会法律顾问兼金融专家的职位上。我需要解释的是，这个商会是一个官方的机构，其主要任务是为政府立法提供建议。那时候，米塞斯教授同时还在一个执行和平条约的特别机构中担任领导职位。正是他的这个身份让我第一次对他有了深入的了解。当然，我曾经在大学里是他的班上的一员。但是我不得不给自己找个借口，由于当时我正仓促完成一门战后被删减的关于法律的课程，并未将我的全部空暇时间都放在经济学上，因此我从这一学习机会中实际收获的比我本来应该获得的要少。但后来凑巧的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那个临时性政府机构中担任米塞斯教授的下属。在那里我了解到他是一个极端高效的官员。他就是约翰·穆勒所说的那种永远有着干净的办公桌和时间来讨论任何事情的人，因为他总是在两小时内就能完成一整天的日常工作。我当时认为他是我知道的受过最好教育、最博学的人之一，并且就当时的大通胀而言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是唯一一个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的人。因此有一段时间我们曾以为他很快会被委以负责整个国家财政事务的重任。当时很明显他是唯一一个能够阻止通货膨胀的人。如果他被放在了那个位子上，很多的损害都可以避免。遗憾的是这并没有成为现实。
尽管那时我每天都和他有接触，但当时我一点儿都不知道米塞斯教授正在写一本会给我这一代人带来最深刻影响的书。这本名为《社会经济》（Die Gemeinwirtschaft），后来被翻译为《社会主义》（Socialism）的书出版于1922年。虽然我们当时已经对米塞斯在经济理论方面的成就钦慕不已，但这本书的范围和意义却更加广阔。这是一本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著作，遵循着那些像孟德斯鸠或者亚当·史密斯等道德哲学家的传统，包含了敏锐的见识和深刻的智慧。我毫不怀疑它将在政治学思想史上保有其现在已经达到的地位。并且它对我们，那些当时正处在最敏感年龄阶段的人的影响也不容置疑。我们年轻人中没有谁在这本书出现时读了它之后还认为世界是它原来的样子。如果是洛普克，或者是罗宾斯，或者俄林（我仅仅提到了那些和我年龄完全一样的人）站在这里，他们会告诉你们同样的话。它的影响并不是使我们当时立即全盘接受了其内容，那对于我们来说相当于是一剂猛药而吃不消。开创者的主要任务是引起争议，迫使人们自己去反思那些曾主导他们思想的理论。尽管我们当时想抵制，甚至努力地将那些令人烦恼的想法从我们的体系中去除出去，但我们失败了。这本著作的论述逻辑是无以辩驳的。
这对我们而言是很痛苦的。米塞斯教授的教导似乎直接与我们成长过程中所相信的那些东西相悖。当时所有流行的理论都支持着社会主义，几乎所有“好人”知识分子都是社会主义者。尽管这本书的“直接”影响力可能未达到人们的期望，但它在某些方面的影响力却让人惊讶。因为对于当时年轻的理想主义者而言，它相当于扑灭了他们所有的希望；并且由于它向我们指明了世界正处于一个具有毁灭性本质的进程当中，这部书带给我们的除了绝望之外没有别的。对于像我们这样与米塞斯教授有私交的人而言，很快我们就知道了他关于欧洲和世界的未来是深度悲观的。我们后来没多久就明白了这种悲观是多么地正确。
年轻的人们往往并不接受那种对未来持必然悲观态度的论调。但正当米塞斯教授的逻辑的力量尚不足够使他们信服时，另一个因素又很快为他增加了火力——米塞斯教授对于证明他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令人气恼地执着。或许那些他所谴责的愚蠢想法所造成的可怕后果并不会如他所预期的那样那么快出现。但它们的到来却不可避免，或早或迟罢了。
这里我想插入一个评论。当我听说有人把米塞斯教授描述成一个保守派时，我忍不住要笑出声来。的确，在这个时代、这个国家，他的观点可能会吸引很多持有保守思想的人。但当他开始倡导这些观点时，没有哪个保守团体是他可以支持的。他呼吁人们依赖个人自由，在当时没有什么比这更具革命性、更激进的了。对我而言，米塞斯教授是并且一直是一个激进分子，一个充满智慧和理性的激进分子，但尽管如此，他是一个站在真理一边的激进分子。
现在我已经说了很多关于《社会主义》这本书的故事，因为对于我们这代人，它在我们心目中一直是米塞斯教授最令人难忘并对我们有决定性影响的一部作品。当然，在接下来的将近十五年里，他发表了一系列的著作和论文来继续阐释和强调他的立场，我们也从学习这些著作和论文中受益匪浅。尽管它们每一件都值得详细的讨论，但我无法在此单独提及它们。我必须开始说说他的第三部巨著，这部巨著于1940年首先在瑞士以德文出版，九年后重写的英文版出版，书名为《人的行为》。这部著作涉及的领域甚至比政治经济学还要宽广。此时此刻来评价它的重要性很明显仍然为时尚早。那些被这部著作所震撼的人，如他们也和我们当时一样，也是处在思想演进的决定性阶段的话，那么只有当他们到了开始著书立说的年龄时，我们才能知道这部著作对他们产生的全面影响。我绝不怀疑，从长远来看这部著作至少和《社会主义》是同等重要的。
我在此有必要简要提及的是，这部著作第一版出版之前，米塞斯教授的生活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很幸运，希特勒进军奥地利之前他已经到了日内瓦担任访问教授。我们都知道之后不久在这个从此是他的家乡的国家和城市所发生的那些重大事件带给他什么。但在那段时间还发生了另外一件值得我们高兴的事。我们这些他在维也纳时的学生曾把他视为是最具智慧但多少有些严肃的单身汉，他把自己的生活限定在最有效率的程序中，但就知识工作的强度而言，他却毫不吝惜贡献自己的精力。如今天我们庆祝的米塞斯教授，起码对我来说，不仅看起来就像二十年前一样年轻，而且这位昔日令人胆寒的战士现在竟然对他的反对者也很亲切与和蔼，这都要归功于一位优雅的女士在那个关键时刻走进了他的生命，她的出现使米塞斯教授的家中充满温馨，她今晚的到来使我们的活动煜煜生辉。
我无需再向你们详述米塞斯教授后来的活动，因为之后他是属于你们的。在过去十五年间，你们很多人都比他那些旧日的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他并从他的建议中受益。我下面不再向你们讲述他更多的故事，而是基于我们对他的钦佩和崇敬，想向他说几句话。
米塞斯教授，如果我再进一步详述为您带来全球声望的您的学识和学问，以及您的智慧和洞察力，那会显得我很狂妄。但您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不同于其他伟大思想家的独特品质。即使在您孤立无援的时候，您也不屈不挠；即使面对千夫所指，您也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思想。在很长时间内，您并未得到您本应得到的那些官办科研机构的认可。由于长期的嫉妒和偏见，您没有享有一些本应属于您的荣誉，最终这些荣誉被您的学生们所获得。但相比其他大多数不受欢迎的事业的开创者而言，您要幸运得多。您在很早之前已经知道您孤独地为之奋战了很长时间的思想将取得胜利。您已经目睹了越来越多的您的学生和仰慕者聚集在您的周围，在您继续推广您的理论时，他们也努力追随和阐释您的思想。您点燃的火炬在引领着一场新的自由主义运动，这场运动的力量正日益增强。今天我们有幸代表您所有弟子向您献上表达我们仰慕及感激之情的纪念礼物，但这不过是对我们内心感受的一个朴实的表达。我想我组织了这个活动，那是我小小的荣誉，但是事实上是您整个年轻一代的学生发起了我们老一代的学生长期以来想做的事情，是本卷的编辑以及经济教育基金会为我们提供了表达祝福的机会，这项荣誉理应属于他们。
[注]本文是1956年3月7日哈耶克在纽约大学俱乐部参加经济教育基金会纪念米塞斯获得博士学位50周年而组织的晚宴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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