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FreedomFest会议记实

正如德索托教授在《动态效率理论》一书所介绍的，自由主义运动在20世纪曾经掀起过几个小高潮，而八十年代里根、撒切尔的经济自由化改革便是其中著名的篇章。自由主义运动并非在20世纪一蹶不振，而这些历史上的成功经验也给当下的自由主义者提供了鞭策。

作者：William Wang

7月20日至22日，笔者参加了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的FreedomFest会议。 FreedomFest会议向美国和全世界传播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的理念，议程涉及政治热点话题、自由主义经济学、经济自由化改革、货币改革、投资创业、企业经营和企业家、教育、学生活动等。 FreedomFest会议的主办者是美国著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和企业家Mark Skousen。FreedomFest的前身是2002年由他创办的FEEFest，距今已经有超过15年的历史了。

自由至上主义的教育和学生活动

这次会议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涉及自由至上主义的教育和学生活动（student movement），可见会议主办方对于将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libertarianism）理念普及到下一代的重视。在谈到西方国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学生支持社会主义时，Nicolas Sarawak认为，学生根本上要的是更好的生活，而不是社会主义和政府补贴。按照他的观点，很多学生支持大政府政策是因为他们想当然地以为这些政策能够给他们带来好处。如果用学生能够听懂的语言向他们解释政府干预的害处，他们就会改变观点。 Sarawak指出，把学生当作社会主义者而不倾听他们，是不能解决（学生对大政府迷信的）问题的。

Gabriel Calzada指出了目前美国高校教育由于政府干预带来的各种乱象。他指出，在美国，虽然各级政府对教育进行大量补贴和政策干预，但是学生和家长对教育的情况并不满意。而目前美国教育高昂的费用也给学生带来很大的负担，比如由于政府的信贷扩张导致了美国教育贷款的成本高于房屋贷款。 Calzada认为，如果大学独立于政府干预和补助之外，以客户为导向，将会向学生和家长提供合理的价格，这类独立的大学也能够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那么上大学还是值得的。他强调，应该靠个人的行动去改变教育乱象。同时他还向与会者带来了一个实践独立教育的好消息，瓜地马拉的自由至上主义大学Francisco Marroquín将在中美洲的巴拿马和西班牙马德里开设分校。普及自由观念要靠身体力行的实践，显然 Calzada和他的Francisco Marroquín大学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Daniele Struppa则从大学给学生带来的快乐和就业的角度出发论证上大学的必要性。 Doug Casey的观点则相反，他认为，上大学浪费时间，现在大学毕业生的学历和人的实际能力不符合。很多公司，尤其是科技类公司雇用人才并不在乎应聘者的学历，而更考察能力。他认为应该重视自我教育，以及提倡个人广泛阅读的重要性 。他还强烈批评美国政府对教育的干预而导致的腐败。 Doug Casey指出，美国一些人上名校只是为了搭人际关系，而很难学到真的东西；如果要学商业，去商业学校学习就好，没必要浪费时间上大学。

谈到父母对孩子的教育问题时，Lawrence Reed认为，父母都会鼓励自己的孩子变得不同寻常（unordinary），而不是让自己的孩子变得平常；只有英雄才能让伟大的事情发生，而不是 共产主义者。他以此鼓励父母更多培养小孩的个人独立性。

Robin McCutcheon介绍了他自己如何用自由主义思想教育孩子的。他介绍一些适合儿童的自由主义读物，这些读物由大人的读物改编而来，比如儿童版巴斯夏的《法律》，黑兹利特的《一课经济学》。他认为，这些儿童读物有时候也可以吸引那些工作了一天非常疲劳的大人阅读 。

Student for Liberty（SFL）主席Wolf von Laer 则介绍了SFL的成长。他说，在欧洲，现在Libertycon（European Student for Liberty Conference，ESFL）每年有1500到2000名与会者。笔者也多次参与ESFL的会议，与参会的欧洲学生交流，认识了不少有志于推广自由理念的欧洲年轻人。很多年轻人非常出色，有的正在成为一流的自由至上主义学者，有的正以企业家的身分通过商业创造价值，有的致力于在媒体和社团活动中领导和参与自由主义活动，用欧洲学生听得懂和接地气的语言，向他们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普及自由至上主义理念。

自由至上主义的政治改革、媒体应对策略和沟通技巧

这次FreedomFest会议也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涉及自由至上主义的政治改革、媒体应对策略和沟通技巧。 Dan Bongino鼓励人们从自由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而奋斗。他认为，为自由主义的价值（ideology）奋斗，而不是陷入（为争吵而争吵的）政治争论，才能让自由取得胜利。他认为，美国共和党候选人并没有真正解决政府干预的问题，只是将政府干预换了个形式而已。比如，（共和党）人在谈论该如何削减教育支出，但是却不谈论该怎么让父母决定教育。

在介绍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一书影响的纪录短片中， 与会者看到了八十年代的美国总统里根公开肯定和推广这本书。历史上，这本书影响了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和企业家。纪录片还介绍说，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前东欧集团国家，这本书对这些国家的自由化起到了很大的影响。笔者认为，正如德索托教授在《动态效率理论》一书所介绍的，自由主义运动在20世纪曾经掀起过几个小高潮，而八十年代里根、撒切尔的经济自由化改革便是其中著名的篇章。自由主义运动并非在20世纪一蹶不振，而这些历史上的成功经验也给当下的自由主义者提供了鞭策。

Bob Chitester认为，（争吵式的）争论不能推广自由，需要以讲故事的方式向人们普及自由理念。要用人们听得懂的语言讲，人们就会理解和支持自由。他认为，只有当严重的危机到来的时候，人们才会去哭着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而现在自由主义者要为危机到来时向人们普及自由理念要做好准备。他还说，如果别人不能相信我们（自由主义者），就不会相信我们的意图是好的。 Jeffery Tucker则提到了目前美国新闻内容被中心化（centralized）的现象，以及人与人之间一谈到政治就关系紧张的情况。他认为，即使不同意他人的观点，也应该用对方能够接受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立场。他认为，传播自由主义不需要妥协原则，但是要注意说话方式，这样才能成功传播自由的观念。

科技、艺术、政府和自由

企业家才能和科技能够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多便利。在讨论数码和自由的环节中，美国《Reason 》杂志的Nick Gillespie 介绍了一些利用分散知识来服务普通人的app，比如，uber，Airbnb和waze等。嘉宾还讨论了科技是如何对抗美国的专制强权的。比如有嘉宾认为，比特币是一个让人讨论自由，但是同时不会被（民主党共和党）政治意识形态绑架的好工具。

Jeffery Berwick 认为，虽然自由市场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但是现在恐怕是专制在美国历史上最强的时期，比如外国人现在在美国旅行需要护照，比如没有政府的背书人们很多事情都不能做。但是随着数位化时代的到来，人们可以利用比如比特币这些工具逃避政府管制。我国的青年奥派学者Tylor Xiong曾经指出这是技术自由主义。 Doug Casey认为，人类最大的敌人是关于国家的观念，而战争有利于国家。嘉宾也指出美国政府制造的假Digital Evidence 很危险，会威胁个人自由。他也指出，现在美国的一大问题是人们对政府的恐惧，而如果对政府恐惧则做不成（推动自由的）事情。

Terry Eastom则指出，人们同样要警惕私人公司纪录和追罪个人的网路信息，并提供了一些保护个人隐私的方案。

有嘉宾认为，应该要多做一些自由主义的歌曲鼓励人，并介绍了美国一些以个人主义为元素的音乐作品。

自由至上主义视角的西方国家难民和移民问题

来自欧洲的学者Barbara Kolm讲到了欧洲政治经济目前存在的问题。她首先讨论了欧洲严重的移民问题。她认为，不负责任的政客、民粹主义的兴起、非法移民的进入所引起的冲突，将成为欧洲严重的问题。她认为，欧洲的好消息是经济和就业在增长。然而，政府负债、重负税等经济管制情况并没有明显改观。相比之下，13%单一税的爱尔兰是欧洲一个（靠自由市场获得繁荣的 ）很好的案例。然而， Kolm指出，欧盟不断干预爱尔兰的自由经济，比如对苹果在爱尔兰的高额罚款，这对爱尔兰的经济自由造成干扰。她认为，要区分福利旅行者（welfare tourist）和自由移民，应该开放市场吸引移民，而非用福利国家的方式去吸引福利旅行者。她指出，由于民主和分权制度，波兰等东欧国家一直持续反对福利移民。

笔者认为，开放市场吸引移民是正确的方向。区分福利旅行者和自由移民也是解决欧洲近期移民问题的方案之一，但是由于政府并不掌握分散和主观的信息，所以应该交给个人、社区、地方和企业来解决移民问题。同时，笔者认为欧洲智库应该更强调向普通人推广自由移民的理念和福利国家的危害。民主国家是大部分选民的意见决定了政策的走向，因此向普通人普及自由的观念比向政客游说效率和效果可能会更好。而欧洲目前的经济增长有多少是由于政府信贷扩张所引起的人为泡沫，也需要学者谨慎思考和警惕。另外，一些政府经济管制较少的欧洲国家，比如波兰等经济增长较快，不能等同于整个欧盟“经济复苏”。笔者认为除了看欧洲的“整体”经济情况，也要重视看欧盟各国和地区政策对自由的限制程度各自是多少，只看平均数据恐怕会有所误导。

Helen Raleigh介绍说美国实际上一开始就有移民法，并非像很多人所说的美国一开始没有移民法，是完全自由的移民体系。她指出，美国移民法可能是比美国税法更复杂的法律。她认为，政府的移民配额没有道理，这完全是行政的主观臆断。在美国，很多移民要等待十几年才能被美国政府批准移民。她认为，解决移民问题的原则是人人生而平等、法治等原则，并要边境管制和简化移民手续。笔者认为，简化移民手续恐怕只是一个技术性和暂时性的手段，政府应该在基于尊重私有财产权的原则上，把决定是否接纳移民的权利还给地方、企业家、社区和个体，所谓的移民积分制和强化边境管制只是让政府换了一个形式干预移民事务而已，这样的办法并不可行，因为政府并不没有动态的分散主观信息，并不能衡量哪个移民是“有技术的”，哪个没有。移民积分制的施行恐怕会让美国政府和权贵财团换一种方式去压迫自由移民制度。

自由主义的医疗改革

这次会议也有关于自由主义医疗改革（医疗市场化自由化）的内容。 John Hunt指出了一个美国人很容易搞混的观念，那就是健康照顾并不等于医疗照顾（health care isn’t medical care）。按照他的观点，许多人重视医疗照顾而忽视了病前的健康照顾，而现在医疗服务价格上涨，但健康服务价格相对不高，因此人们应该更加重视对日常情况下自身健康的维护。 Hunt又指出，美国无论是民主还是共和党的政客对医疗服务一无所知，保险公司在现有体系下依赖政客的立法获得成文法和政策支持。 Lee Gross则指出，direct care可以绕开复杂的（和美国政府勾结的）保险公司系统。

税收、企业家和货币

有与会专家指出了人们对于高税率的误区，他认为高税收不是进步的（progressive），而是退步的（regressive）。 Steve Moore则澄清了人们对于企业和就业的误区，他认为，人不可能在不创造商业的情况下创造就业（You cannot crest jobs without business）。这一观点实际上也和米塞斯等奥地利学派学者关于企业家创造就业机会的观点不谋而合。在有关比特币的会议上，专家Anthem Blanchard介绍了一些比特币投资的网站和方式，认为开帐号（立刻行动）才是最好了解比特币的办法。 Peter Schiff提到了法币的必然崩溃性以及黄金对法币的可替代性。

这次会议的纪录是笔者在与会过程中当场听写并直接由英文对话翻译成中文的，中文纪录力图保证议会专家的原意，但由于笔者并非同声传译，所以具体的句式表达可能会同英文原版内容（在追求一字一句对应的角度）有所不同，而如果没有能够准确传达英文原话。

（本文授权转发，首发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评论微信公众号，有细节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