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奇迹背后的人

“在我们的广阔经济领域当中,依靠19世纪‘看不见的手’,而非让官僚们笨手笨脚地介入它的灵敏机制,仍然是更好的出路,”

Original Version (English)

作者:劳伦斯·里德(Lawrence W. Reed

翻译:David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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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为香港——这个位于亚洲大陆东南的“小不点”欢呼三声。《华尔街日报》和传统基金会编制的“经济自由指数”,连续两年将香港(HK)列为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译者注:本文写于2014年)。

尽管自1997年脱离英国统治后,回归大陆中国的怀抱,香港仍然实现了本地居民的日常自治。迄今为止,中国人一直忠实信守承诺,不加干涉地任由香港经济独自发展。对每位热爱自由的人士来说,香港经济如此自由的理由,有如一曲悦耳动听的音乐:相对廉洁;高效而独立的司法机构;尊重法治和财产权;简单税制,个人和企业负担较低的税率,总税负仅占GDP的14%(美国的一半);对资本收益或利息收入,甚至对香港境外投资收益都不征税;没有销售税或增值税;宽松的监管风格;没有政府预算赤字,几乎不存在公共债务。哦,别忘了,它的平均关税税率接近于零。那是完完全全的零关税!

“华尔街日报/传统基金会”报告的最新排名,证实了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在其最新“世界经济自由指数”中揭示的排名。后一个榜单,也把香港列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世界银行将香港的“经商便利度”评为全球最佳。

说某个经济体是“最自由的”,等于说它是“最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是什么?是你对和平共处的人们不横加干涉之时的产物。它不需要终身爵禄的中央计划者们,在闭门造车的象牙塔中,煞费苦心地策划一些矫揉造作的顶层设计。可倘若我们轻信那些批评资本主义的人,香港也就必定是名副其实的“地狱厨房”,集贪婪、贫穷、剥削和绝望于一体。

香港绝不是这样;连边都沾不上。

也许这就是社会主义者不喜欢谈论香港的原因:它不仅是最自由的经济体,也是最富有的经济体之一。其人均收入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64%,在过去15年里增长一倍有余。人们不是逃离香港,而是涌向这座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香港人口仅75万。今天接近于当初的十倍,达到了710万。

积极的不干预政策

香港再度被评为世界最自由经济体的消息,也让我们有机会表彰对这个长期成就居功至伟的人。郭伯伟爵士(1915-2006年)的大名,应该永远占据伟大自由至上主义者“万神殿”的顶格。我们中的某些人只是把自由主义观念转化成文字。这个人实际上把自由主义观念转化成数百万公民的公共政策。

晚年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在1997年对郭伯伟的致敬中解释了,他的经济遗产有多么的惊人:“比起英国——工业革命的发源地,19世纪的经济超级大国,日不落帝国,香港——地盘狭窄,人满为患,除良港外别无资源。然而,40年来,这个拥挤狭小地方的居民收入水平,比前宗主国的居民收入水平还要高出1/3。”

郭伯伟是土生土长的苏格兰人,就读于爱丁堡的莫契斯东中学,然后在圣安德鲁斯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基督学院研习古典文学。20世纪40年代初,他在香港的英殖民行政服务部门任职。战后他被要求为政府制定计划,以推动经济增长。值得一赞的是,他放眼凝望现实,留意到在没有政府指手划脚的情况下,经济已然重焕生机、渐入佳境。所以,当母国在克莱门特•艾德礼(英国工党政治家,1945-1951年任英国首相)治下往社会主义方向举步蹒跚时,郭伯伟却在香港倡导他所称的“积极不干涉政策”。1961-1971年,他身为香港财政司司长,亲自执行这一政策。

“在我们的广阔经济领域当中,依靠19世纪‘看不见的手’,而非让官僚们笨手笨脚地介入它的灵敏机制,仍然是更好的出路,”郭伯伟在1962年宣布:“我们尤其负担不起对经济的主要活力也即自由企业竞争制度的摧残。”他不喜保护主义,厌恶各种补贴,纵然是对新行业也即所谓“幼稚”产业:“一个幼稚产业,如果娇养溺爱,往往永陷幼稚之中,而无法成长茁壮。”他坚信“从长远来看,在自由经济中行使个人判断的企业家个体,他们的种种决策加在一起,纵使经常发生错误,也会比独家政府集中决策的伤害要来得小;而且对这种伤害的抵消,肯定也会快得多。”

自凯恩斯时代以降,人类行动应被简化成数据从而让中央计划者“假装有知识”的观念,让经济学受到诅咒。许多大学的经济学课程,搞不清楚应在什么地方,让数理“黑板经济学”止步,让真实经济学起步。对郭伯伟来说,计划者对统计数据的追求是极度令人生厌的。因此,他拒绝收集数据。当弗里德曼在1963年向他提出“统计数据不足”的问题时,郭伯伟爽快地回答:“如果我让他们计量这些统计数据,他们就会一门心思地用这些数据来进行计划。”

倘这听起来落后而陈旧,让我提醒你,近百年来最惨痛的经济失败,都是因为集中计划和迷恋数据。一切行政部门都醉心于收集数据,原因无他:即令最蹩脚的数据,也会给计划者带来控制的幻觉。但这一切没有发生在香港!

统计数字再怎么准确,再如何周到,都难以取代各种良好的原则。在郭伯伟治下,因不乏良好原则之故,香港经济在其任内实现了腾飞。弗里德曼在2008年11月的《自由人》杂志中写道,安德鲁•莫里斯指出,在郭伯伟任财政司司长的十年里,“实际工资上涨50%,而贫困人口急剧下降,从50%下降到15%。郭伯伟1971年退休后,有失原则的继任者,开始涉足社会福利开销,但他们通过卖地财政来资助,而非增加税收。今天的税率还是这位年长者离开时的样子。”(译者注:事实上土地垄断财政可以说是香港经济的最大污点,是今天香港房价奇高和人均居住面积狭小的最主要推手,而香港还有大量闲置空地!哪怕仅仅是某一个领域,只要不信任自由市场而让官僚胡来,就会出现严重的紊乱后果。)

附带说一下朝圣山协会

2014年9月,朝圣山协会——经济学家、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组成的知名国际组织,将在香港举行下一届大会。郭伯伟爵士是该协会多年的老会员了。

我自己作为协会一员,希望能在那里为他举杯致敬。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个人在香港证明了自由企业制度是很棒的理论。这基于很多理由,而不光是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比较得出,它的实际运转是行之有效的。

(本文授权转发,首发于私产经济学与伦理学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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