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蒙·伯克:无政府主义者

“在其政体的荒谬和让其臣民所受压迫上,各式各样的政府互相匹敌。无论采取的是哪种你所喜爱的形态,它们实际上都是暴虐的。”

Original Version (English)

作者:穆瑞·罗斯巴德(Murrary Rothbard

翻译:禅心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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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6年,埃德蒙·伯克发表了他第一部作品:《为自然社会辩护》(以下简称《辩护》)。诡异的是,当前在对伯克思想的重振复兴中,这本书几乎完全遭人忽视。这部作品与伯克的其他作品形成鲜明对比,因为它与伯克新保守主义之父的当代形象极度不符。真想不到,他有一部不那么保守的著作;事实上,伯克的《辩护》也许是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的首次现代表达。

令保守主义者局促不安的著作

众所周知,伯克余生所捍卫的观点与《辩护》截然相反。他自己姗姗来迟的解释是,《辩护》是一部对博林布鲁克勋爵之类理性主义自然神论者的讽刺作品。它证明了对理性的虔诚和对天启宗教的鞭挞,在逻辑上可以归结为一种对政府本身的颠覆性攻击。

伯克的传记作家和支持者,往往不加鉴别地接受他的解释。然而,在对伯克的评论中,他们对《辩护》一笔带过、绝少提及。原因在于,这部作品令他们尴尬万状。只要仔细认真地阅读它,几乎看不出有什么反讽或嘲弄的痕迹。事实上,这是一篇非常清醒而严肃的论文,以他的特色风格写就。伯克传记作家甚至于评论此文作为讽刺实乃失败之作,而没有提及根本问题:它是否真有半点讽刺意味。

伯克自己的解释,其实并不十分合理。他不惯于讽刺,之后也几乎从不尝试以讽刺风格写作。伯克27岁时匿名发表《辩护》。9年后,伯克的原创作者身份被发现。此时,他正开始他大好的议会事业。承认他早年曾认真持有这种观点,在政治上是毁灭性的。他唯一的出路,就是把这部作品洗刷成讽刺作品,从而证明自己是理性主义和颠覆的永恒敌人。

在《辩护》当中,伯克从确定他的探究目的入手:用真理的光照来研究政治制度或“政治社会”的一般性质。从一开始,他对于流行信仰和古老传统的颠覆,就抛弃了典型保守主义的犹豫不决。他坚持十八世纪理性主义的崇高宗旨:长远来说,幸福系于且仅系于真理。而真理就是人类活动和人际关系的自然法(自然规律)。国家推行的实在法,凡偏离我们所认识到的人类自然法的正途,就会损害人类。那么怎样发现自然法呢?不是通过天启,而是运用人的理性。

“一切帝国都由鲜血凝注”

伯克的特色是:研究历史从而形成他对国家的检视。首先研究的是各国外交关系,他从中发现典型的关系是战争。战争实际上是国家外交的仅有外观;伯克指出,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对战争的强调,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国家,而不仅是君主制。伯克以明显厌恶态度,着手记载国家惯常犯下的某些臭名昭著的“屠杀”。“一切帝国都由鲜血凝注”,也由彼此毁灭的图谋汇聚。伯克敏锐地推断,霍布斯对自然状态下人类的骇人观点,不是从他对一般人类行动的观察中得出,而是从他对结成国家之人类行动的研究而下的结论。

谋杀清单给人的印象极其深刻;伯克估计,自古以来,有3600万人被政府杀害。但伯克并不满足于在这里止步。为什么,他问道,为何邪恶以国家为核心?他发现答案就在于国家本身的性质。一切“政治社会”一方面依赖于依附,另一方面依赖于暴政。

国家违背自然法

伯克检视了国家的性质。他指出这一为人熟知的事实,政府“以国家为由”的行动,如由个人从事,都不可能是正当的。但他补充说,这种非正当,建基于国家本身的性质,也即国家必然由暴力支撑的这个事实:

“为证明这种政治社会是对自然的违背,是对人类思想的束缚,只需想想处处被用来支持他们的血腥措施和暴力手段。让我们回顾一下每个社会大量存在的地牢、皮鞭、锁链、拉肢刑架、绞刑架…事实上,我承认这类手段对这些机构来说不可或缺;但对于必不可少这类手段的机构,我必须投去极度鄙夷的目光。”

伯克继续讨论亚里士多德著名的政府分类:专制统治、贵族统治和民主统治。每个都被论及、检视、发现不足。专制统治显然是邪恶的;但贵族统治也好不到哪里去。事实上,一种贵族统治往往走向劣化,它的统治更长久,不依赖于一个人的心血来潮。那么民主统治呢?在这里,伯克运用了他对古希腊的知识储备。民主统治不仅仅是暴虐的,而且一定会听任对杰出个人的仇恨。大众的统治往往好战而暴虐,且滥用税收和补贴。

联邦形态的政府也是暴虐的

最后,伯克论及现代共和主义理论家特别膺服的“混合”政府形态。通过权力分立和制衡,共和政府将这三种形态融合起来,这样,每一种形态都可以制衡另一种形态的过分之举。伯克,承认他以前主张这一制度,并在对此深入分析的过程中,追求真理而无论被引向何方。首先,他认为这个复杂制衡一定十分微妙,容易被一种权力或另一种权力打破。其次,权力重叠的领域,制造了混乱和争议的源源不竭。第三,各种权力冲突的后果是,一部分人接着另一部分人,在无休止的斗争中取得主导权,轮流交替欺压人民。无论哪一派掌权,结果都是暴政:

“…制衡被打破,一会儿倒向一边,一会儿倒向另一边。政府有时是操于一人之手的肆意权力;有时是一伙人组成的诈骗集团,欺君罔上、奴役百姓;有时是疯狂而无法驾驭的民主。万变不离的强大工具…就是党同伐异…;激励各派的精神气质是一致的;野心、自私、压迫和背叛。”

伯克的种姓制度分析

《辩护》对贫富差距有不少阐述。然而,仔细审视就会发现,伯克笔下所涉,并非社会阶层,而是社会种姓,他所指也即国家(强制的)行动造成的人为贫富差距,而不是自由(自愿的)行动造成的贫富差距。伯克谴责“政治社会”引入的奴役、贫穷和恶习。

从这篇作品可以明白,“政治社会”对伯克而言,并不代表整体上的“社会”。无论此作是严肃还是讽刺,都不是返回丛林的卢梭式呼吁。伯克的抨击不是针对社会——和平人际交流和交换关系的框架,而是针对国家——人际关系中独特的强制因素。他的论证基于某种观点,即当我们观察人性时,我们会发现国家是反社会的机制。

伯克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

“无政府主义”是个极端术语,但舍此不足以描述伯克的论文。一次又一次,他断然谴责任何一种和全部类型的政府,而不仅仅是某几种具体政府形态。总结对政府的看法,他宣称:

“在其政体的荒谬和让其臣民所受压迫上,各式各样的政府互相匹敌。无论采取的是哪种你所喜爱的形态,它们实际上都是暴虐的…

宗教和政治派别彼此揭发,足以让头脑清醒之人对它们全体抱以恰当的警惕。君主、贵族和民粹的各个党派,一直在协力削斫政府的根基,并轮流证明彼此的荒谬和不合时宜。你们徒劳地告诉我,人造政府是好的,但我意外证明它只有弊害。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弊病!”

伯克补充说,一切政府都建立在一个“巨大错误”之上。有人指出,一个人有时会对另一个人施暴,所以有必要防范这样的暴力。因此,人们在他们当中任命统治者。但谁来保护人民防范统治者呢?

伯克是私有财产无政府主义者吗?

伯克《辩护》中的无政府主义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它的内容与其说是伯克心目中理想社会类型的积极蓝图,不如说是对国家的抨击。因此,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一系和个人主义一系,都从这部作品中获取养分。十八世纪末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英国创始人威廉·戈德温盛赞《辩护》是他本人观点的先驱。另一方面,《辩护》被约西亚·沃伦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一名英国门徒于1858年再版及予以恰当的少许评论,1885年又被本杰明·塔克在《自由》期刊中高度赞扬和转载。总之,尽管并非决定性,将《辩护》放在个人主义阵营是合适的,因为在这部作品中,没有任何对私人财产怀有敌意的迹象。

清醒之作

有很多内在迹象表明,这是伯克的清醒之作,而非什么讽刺作品。迹象之一首先是他对理性的处理方式。伯克后来最特别的观点之一,尤其让新保守主义者对他特别钟爱的观点,是他对理性的不信任。尤其是,希望以工程师建造机器的方式来计划人民生活的理性主义者与依靠自发和非计划变革的保守主义者所形成的鲜明对比。

如此看来,伯克《辩护》中对理性的信赖,只是对这些理性主义观点的反讽。但事实完全不是如此。坚持以理性作为他极端自由主义观点的堡垒,伯克也攻击那些希望对社会实施计划和压榨的理性主义者。但他可不因为他们是理性主义者而抨击他们,而恰恰因为他们错误地推理。他们的理性不足以认识到自由的合理性。他们热衷的是“人造理性”而不是“自然理性”:

“在我的探究过程中,您可能会观察到我的推理方式与人造社会推崇者推理方式之间存在实质差异。他们根据自以为最适合人类秩序化的想象形成他们的计划。我从这些计划所造成的真实已知后果中发现它们的错误。他们列举出自相矛盾的理由…偏离人性的浅显规则而让我们的理性陷入自我矛盾几分,也就增加了人类的愚蠢和苦难几分。”

其次,如果伯克想要责难博林布鲁克的自然神论观点,他就至少会与谴责政府一样谴责“人造宗教”。但恰恰相反,伯克明确指出,政府是一个大得多的邪恶。

他当然讨厌律师

《辩护》是严肃之作的另一证据,就是对律师和法律程序的尖刻谴责。我们知道,在这段时期,伯克是名抑郁的法律学生。他厌烦法律,急切想转而从事文学、结交文友。他在《辩护》中的尖刻段落,完全符合他在这段时期里的已知感受。然而,如果这些段落忠实于伯克的真实想法,为何作品的其他部分不然?

历史学家们强调说,《辩护》的文风模仿刚去世不久的博林布鲁克,并以此作为讽刺倾向的证明。然而,这些伯克传记作家同样也承认,在他后来的创作中,延续着类似的风格!年轻的伯克事实上试图模仿当时被普遍承认的最伟大文体家和演说家的风格,这难道令人惊奇吗?伯克费了很多心思,让自己作者的身份免于公开,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这是博林布鲁克身后出版的作品。这暗示着一种不同的解释。也就是:他认识到,在《辩护》中表达的那种观点,会被严厉谩骂和强烈指责。让我们牢记,这部作品是无政府主义的初次表达,也许是最“激进的”、最不“保守”的信条。《辩护》的整个基调,的确是一位担心本人意见发表后会损害自身的人,他甚至对这些意见逡巡不定、有意退缩,但被自己发现崭新、重大真理这个信念的力量推动着往前。伯克透露:

“上述及更多观点,我远远没有发挥到极致。你能感觉到,我尚未使出一半力量;而你不能因此若有所失。应让一个人有充分的思想自由,倘若他知道如何恰当选择话题。你也许能自由地批评中国的政体,随心所欲痛斥僧人的荒唐把戏或有害偏见。但是,当你回归本国,场景就发生变化,对于中国认定为理性和真理的东西,在英国就可能被冠以无神论或叛逆之名。”

以下段落特别引人注目:

“若世人比起当今有更愿倾听真理的雅量,或当我对世人脾性更不在乎时,我的想法可能会公开得多。此时此际,就让它们深藏在我的心里,埋在那些适宜被真理和理性之清醒秘密所启迪的人心里。”

毫无讽刺可言

也许这番话,提供了解开《辩护》秘密的线索。如果这部作品真是讽刺作品,为什么只在他政治事业处于危急关头时才这样宣称?为什么不在发表之后不久就公诸于众呢?如果伯克在《辩护》中是绝对认真的,他是否真的改变了他从前的观点,或者他对谨小慎微的大力支持,只是谨小慎微地屈从于大众的脾性?

(本文授权转发,首发于私产经济学与伦理学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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